如何處理好職業化與民主化的關係

2017-04-20 08:50 來源﹕人民法院報 
2017-04-20 08:50:13來源﹕人民法院報作者﹕責任編輯﹕秦超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丁相順

  要讓人民群眾有序參與司法裁判活動﹐司法體制改革的專業化目標與司法民主化目標的關係就成為不可迴避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從更加廣闊的視野來觀察司法裁判的職業化改革與民眾參與的理論問題。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我國啟動了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這輪改革的著眼點是尊重司法規律﹐強化司法裁判活動的專業化﹐推動法官﹑檢察官等法律職業人員的職業化建設﹐增強職業化的主審法官在司法裁判的主導地位﹑使其成為司法裁判的責任主體﹐同時也提出“廣泛實行人民陪審員﹑人民監督員制度﹐拓寬人民群眾有序參與司法渠道”。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通過了《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方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正在推進和實施《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方案》。讓人民群眾有序參與司法裁判活動﹐必然涉及到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制度改革﹐司法體制改革的專業化目標與司法民主化目標的關係就成為不可迴避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從更加廣闊的視野來觀察司法裁判的職業化改革與民眾參與的理論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紀初﹐同樣是東亞國家的日本和韓國都開始建立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改革。2004年﹐日本國會通過《關於裁判員參加刑事審判的法律》﹐以及與此相關的《部分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法律》﹐建立了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裁判員制度。2007年﹐韓國通過了《關於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的法律案》﹐在刑事訴訟中建立了更加接近英美國家的民眾參與司法形式──陪審制。中日韓三國的民眾參與司法裁判制度大致有以下差別﹕

  在民眾參與案件範圍方面﹐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適用於影響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一審案件﹐以及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請由人民陪審員參加合議庭審判的一審案件。日本的裁判員制度和韓國的陪審制度僅適用於重大刑事案件。並且在韓國﹐對於重大刑事案件是否採用陪審形式﹐取決於當事人(被告人律師和檢察官)的申請。

  在民眾選任方面﹐我國人民陪審員一般應當具有大學專科以上文化程度﹐經基層法院院長提請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實行任期制。各基層人民法院實行人民陪審員名單制﹐每個案件的人民陪審員由法院從該名單中隨機抽取確定。日本採取的方式是從所在區域選民名單中隨機抽取﹐案件審判結束﹐其參與司法的任務隨之完成。韓國採取的也是案件擔當制﹐民眾參與人數依案件情況而定。同時﹐日韓兩國的檢控方﹑辯護方都參與民眾的選任過程﹐通過提問和觀察﹐排除那些可能對己方不利的候選人﹐控辯雙方有權對若干名候選人無條件加以排除。

  在民眾與職業法官的功能分擔方面﹐我國人民陪審員與法官的關係是“參與─協作”模式﹐人民陪審員參加合議庭審判案件﹐儘管新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將人民陪審員的作用只限定在參與事實認定方面﹐但總體上﹐中國人民陪審員對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獨立行使表決權﹐與法官的權力大體相同﹐合議庭評議案件時﹐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日本的裁判員與法官的關係是“參與─制衡”模式﹐裁判員與法官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但案件評議不是採取簡單的多數決原則﹐最終的裁決意見必須包含和體現法官的意見。韓國的陪審員負責案件事實的認定﹐不負責量刑﹐陪審員作出的評判對法官僅有勸告效力﹐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法官如果不採納陪審員作出的決定﹐必須說明理由﹐韓國的陪審員與法官的關係是一種“分工─制衡”模式。

  日本﹑韓國的民眾參與司法制度﹐有三個顯著特徵﹕

  一是以司法職業化為前提。二戰後﹐日韓兩國司法都走上了職業化﹑精英化道路。通過嚴格的司法考試選任的職業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成為訴訟程序的主角。以日本為例﹐司法呈現出由職業檢察官起訴﹑職業法官決定的“精密司法”狀態﹐職業法官﹑檢察官壟斷訴訟制度的整個過程﹐注重審前調查﹐忽視庭審作用﹐刑事案件的有罪率超過99% ﹐但即使這樣也出現了一些冤案﹐從而引發民眾對完全由法律職業家主導的刑事司法的強烈不滿。在此背景下﹐日韓建立民眾參與司法裁判制度﹐通過加強精英化的法律家階層與民眾的合作﹐打破高度科層化﹑精英化的法律家集團壟斷刑事起訴﹑裁判的封閉司法狀態﹐贏得民眾對司法的瞭解和信任﹐同時減輕法律家的責任。

  二是審慎設定公眾參與程度。如前所述﹐日韓公眾參與司法僅適用於重大刑事案件﹐且民眾並不能享有和法官相同的權力﹐其作出的決定要受到法官的制約﹐對案件並沒有最終決定權。相比而言﹐我國人民陪審員參與的案件類型更多﹐從制度設計看對案件有最終決定權(在人民陪審員意見佔多數的情況下)。《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在人民陪審員的選任和承擔功能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路﹐降低了人民陪審員的條件﹐擴大了人民陪審員參審範圍﹐“實行人民陪審員不再審理法律適用問題﹐只參與審理事實認定問題”﹐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富有社會閱歷﹑瞭解社情民意的優勢﹐提高人民法院裁判的社會認可度。這樣的改革措施方向﹐實際上較改革前﹐縮小了人民陪審員在合議庭中的職能。但由於對“參與”的範圍和程度指代不明﹐在人民陪審員不再審理法律適用問題的前提下﹐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決定案件事實﹐多大程度上可以在司法裁判中發揮司法民主的作用﹐仍然存在很多不確定性。

  三是注重程序保障。民眾不是法官﹐在參與司法的制度設計上﹐要考慮其非職業化﹑不專業﹑缺乏身份保障的特點。日本為了保障裁判員制度的實施﹐對刑事訴訟法作了修改﹐強化了審前程序﹐法院要參與庭審前的整理程序﹐對證據和爭點進行充分整理﹐雙方在法庭上只就在庭審前整理程序中提出的證據和爭點進行爭辯﹐從而大大提高了審判效率﹐確保案件能夠集中審理﹐方便民眾參與。為了保證國民參與司法的質量﹐韓國建立了集中審理制度﹐擴大庭審前的證據開示範圍和力度﹐強調對案件實行集中開庭審理。

  包括日韓兩國在內的各國司法審判實踐表明﹐在民眾參與司法的兩大功能(司法功能和政治功能)中﹐司法功能的發揮是第一位的。祗有充分發揮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司法功能﹐才能充分體現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政治功能﹔祗有建構保障民眾充分有效參與的制度和程序﹐才能彰顯其政治意義﹐才能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我國的司法改革﹐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兼顧職業化與民主化﹕

  一是堅持職業化目標優先。司法人員的職業化和獨立程度越高﹐民眾的參與才越具有獨特的功能和價值。職業化不夠﹐民主化也就難以取得明顯成效。考慮到我國司法的職業化程度還不夠﹐對廣泛地賦予民眾司法裁決權要採取審慎態度﹐防止不恰當地誇大民眾在司法裁判中的作用﹐特別要防止依靠擴大人民陪審員的規模﹑增加人民陪審員數量的方法來解決司法能力和司法資源不足問題。

  二是豐富民眾有序參與司法的形式。民眾參與司法裁判﹐是民眾享有的最大程度的司法民主權﹐但絕不是唯一的民主形式。要加強頂層設計﹐拓展多樣化人民群眾參與司法合理形式﹐建立包括專家委員﹑司法調解委員制度等民眾參與司法形式﹐發揮民眾瞭解社情民意﹑對某些案件事實認定方面的專業特長﹐量民眾之力參與司法。

  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完善﹐需要考慮三個方面﹕

  首先是轉變觀念。要弱化人民參與司法的政治意義﹐強化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司法功能。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制度建構和功能發揮﹐要服務于司法裁判公平﹑公正的目標。

  其次是通盤考慮。既要合理設定民眾選任的方式﹑方法﹐適用範圍﹐針對民眾的特殊訴訟程序﹐參與民眾的權利﹑義務﹐也要合理考慮相關主體與參與司法裁判的民眾之間的關係﹐例如人民陪審員與法官的關係﹐人民陪審員與案件當事人的關係﹐人民陪審員的權利與義務﹐人民陪審員與工作單位的關係等等。

  再次是參考借鑒。實際上有55個國家採取不同形式的民眾參與司法裁判形式﹐我們要對包括日本﹑韓國等各國的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特徵和規律進行認真梳理和總結﹐積極吸收借鑒。

[責任編輯: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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