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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共享發展的邏輯脈絡﹑科學蘊含與推進路向

2018-01-26 19:18 來源﹕光明網-理論頻道 
2018-01-26 19:18:17來源﹕光明網-理論頻道作者﹕責任編輯﹕李貝

  作者﹕劉晉祎﹐南開大學與美國喬治城大學聯合培養哲學博士﹐中共青島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與政治學教研部講師

  [摘要]共享發展的邏輯脈絡可以從歷史﹑當代和將來三個維度來理解﹐即共享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是破解發展難題的倒逼選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從共享的主體旨向﹑客體內容﹑動力途徑﹑推進進程來看﹐共享發展具有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漸進共享四個層面的科學蘊含。推進共享發展的基本路向國家層面要堅持和完善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完善公有制經濟的共富機制﹐防止過度民營化和私有化﹐保證資本由人民掌握﹐並用於為人民大眾服務﹔遵循按勞分配規律﹐在初次分配環節注重解決發展成果增量的分配問題﹐完善各種生產要素貢獻度的市場評價機制和體系。在再分配環節注重解決發展成果存量的分配問題﹐保障和改善民生。微觀層面﹐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業應根據企業的不同性質從所有制層面和管理機制方面進行不同方向的共享關係構建﹐最大限度增進人民福祉。

  [關鍵詞]共享發展﹔邏輯脈絡﹔科學蘊含﹔推進路向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識碼]A

  本文刊發于《改革與戰略》2017年第4期。

  The Research on the Logic line, Scientific Meaning and Realization Approach of Sharing Development

  Liu Jinyi

  (Institute of Marxism and Politics, Party School of the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Qingdao,Shandong 266071)

  Abstract: The logic line of sharing development can be understood from historical, contemporary and prospective dimensions. Sharing development is the necessary way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he essential choice of solving developing problems and the requirement to complete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eneficial owner, objective content, motive force and achieving way, Sharing development is universal,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ve and progressive respectively. Based on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ics principle, for whole country, the key way to accelerate sharing development is to insist firmly on basic economic system and distribution institution.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utilize the mechanism of rooted in state ownership economy avoiding the over expansion of private economy and being in control of capital. In the course of sticking to rule of distribution on the basis of labor, the most important step i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istribution of incremental quantity by building a reasonable system of estimating production factors and increasing the strength of getting benefit from labor in order to repress moderately the force of capital. Moreover, in the field of second distribution, it is vital to balance the remainder of wealth by some adjustable methods such as transfer payment, taking from the fat to pay the lean and so on, improving the weak field, narrowing the gap and correcting the deviation. Besides,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enterprises in the market should construct the model of shared development in th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enhancing the welfare of populace at utmost in China.

  Key words: sharing development; logic line; scientific meaning; realization approach

  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為新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為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和實現兩個百年目標乃至中國夢積聚深厚偉力。

  一﹑共享發展的邏輯脈絡

  共享作為國家的核心發展理念既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重要跨越﹐也是價值理念的繼承發展。其邏輯脈絡可以從歷史﹑當代和將來三個維度來理解。

  (一)歷史維度﹕共享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習近平指出﹐“共享理念實質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的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的基本價值目標。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向全體人民作出了實現共同富裕這一偉大承諾﹐並在不同發展階段和歷史方位中不斷探索實踐方式﹐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朝著共同富裕這一目標逐步邁進。

  1. 新中國成立初期﹕極力避免兩極分化﹐倡導共同富裕﹐確立共產黨人的奮鬥目標﹐向全國人民作出偉大承諾。1953年﹐毛澤東在《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中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即“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隨後﹐毛澤東進一步對共同富裕進行了定位﹐使其與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和共產黨人的奮鬥目標緊密聯繫在一起。“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飯吃﹐大家共同富裕。”ƒ與此同時﹐毛澤東還結合中國古代的大同社會理想來闡釋共同富裕是中國人民自古以來所追求的基本理想﹐是大同世界的最主要標誌﹐祗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帶領全國人民實現這一理想﹐才有能力有決心來向全國人民作出這一承諾。他指出﹐“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共同富裕不僅作為基本價值目標被確立起來﹐也被貫穿于社會主義改造全過程。在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為了避免社會出現兩極分化﹐毛澤東提出﹐“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毛澤東將人民的共同富裕作為實行合作制的根本目標﹐並明確指出共同富裕需要逐步實現。“現在我們實行這麼一種制度﹐這麼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雖然在對如何實現共同富裕的探索實踐中由於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了過高估計而出現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吃大鍋飯等平均主義現象﹐但是﹐這並不影響中國共產黨人確立共同富裕這一價值目標的歷史意義﹐這始終是共產黨人帶領人民前進的方向﹐共產黨人對兌現共同富裕這個歷史承諾的決心並沒有改變﹐對實現共同富裕這個奮鬥目標的探索並沒有停止。

  2. 改革開放歷史時期﹕科學判斷社會發展階段﹐逐步踐行先富帶動後富﹑兼顧效率與公平﹑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等重要決策﹐朝著共同富裕不斷邁進。改革開放初期, 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科學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回答了社會主義本質這一根本問題﹐提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新途徑。“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針對共同富裕這一目標﹐鄧小平特別強調要避免將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與共同富裕混淆﹐並指出﹐“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在將近4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中﹐先富政策取得了成功實踐﹐鼓勵先進﹐鞭策落後﹐堅持效率原則﹐激發了經濟發展的巨大活力﹐部分地區﹑部分人已經富起來。這是由當時所處的生產力相對落後﹑物質相對短缺﹑效率相對低下的未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所決定的。我們黨根據不同發展階段所表現出來的突出問題陸續提出了兼顧效率與公平﹑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等主張。江澤民曾指出﹐“運用包括市場在內的各種調節手段﹐既鼓勵先進﹐促進效率﹐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胡錦濤提出﹐“妥善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但總體來看﹐由於中國整體上始終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未發展起來時期﹐我們黨倡導的仍然是以市場競爭和效率原則為基礎的發展模式﹐並沒有從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和理念上來進行根本改變﹐目的就是大力發展生產力﹐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物質基礎。但是﹐先富並不是目的﹐通過先富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才是我們黨對人民群眾作出的歷史承諾。鄧小平曾提出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發展起來以前和發展起來以後的發展模式區分問題﹐就如他當年所指出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當然﹐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什麼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麼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11)根據鄧小平的戰略設想﹐先富政策得到成功實施並具備必要基礎之後﹐必然要解決共同富裕問題﹐這是大勢所趨。“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12)現階段﹐中國處在發展起來以後實現由大變強的新歷史時期﹐我們黨提出共享發展理念﹐倡導堅持共享發展並不是對先富政策的否定﹐而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堅守和對根本宗旨的踐行﹐是我們黨繼續帶領全體人民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兌現歷史承諾的必然要求。

  (二)當代維度﹕共享發展是破解發展難題的倒逼選擇

  中國現階段既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又處於發展起來以後由大變強的新的歷史時期。1979─2014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速度為9.7%。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約6.36萬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4.67萬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2.94萬元和9892元﹐平均增速分別為7.4%和7.6%。(13)物質產品的豐富使中國告別了短缺經濟時代﹐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綜合國力的巨大提昇為共享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但不平衡﹑不共享﹑不公平等問題日漸凸顯﹐這是共享發展的問題指向和現實依據﹐其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1)收入分配差距和貧富差距過大的趨勢依然存在。“中國的發展建立在市場取向的改革之上﹐通過引入市場機制激活了各種生產要素進而提高了效率﹐但市場與資本的破壞力很快顯現出來﹐其中一個表現便是嚴重的分配不公。”(14)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3年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479﹐在2008年高達0.491之後逐漸下降﹐2014年降為0.469﹐2015年維持在0.462。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雖然有所波動﹐但始終維持在0.46以上的高位狀態﹐超出國際警戒線0.4。(15)家庭財產差距方面﹐北京大學發佈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數據顯示﹐全國百分之一的家庭約佔有社會總財產的三分之一﹐而底層百分之二十五的家庭僅大概佔有社會總財產的百分之一﹐家庭淨財產的基尼系數高達0.73。(16)在倡導按要素貢獻分配的市場經濟中﹐一般勞動者與其他要素貢獻者相比通常處於相對不利的處境﹐他們的收入與付出比例往往低於其他要素貢獻者﹐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勞動與資本的博弈﹐勞動者在資本面前缺乏議價能力﹐收入被壓低﹐資本積累加速﹐導致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持續拉大。(2)階層結構分化和社會負面情緒催生﹐阻礙社會共識的形成﹐影響改革進程。現階段社會階層意識逐步強化﹐表現出階層認同向下移動的趨勢﹐底層認同﹑弱勢認同現象較為突出﹐部分群眾和階層產生“相對剝奪感”﹐從而降低了獲得感﹐使社會負向情緒加速催生﹐並且引爆點較低﹐極易引發群體性事件﹐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共識的形成﹐影響社會穩定。(3)結構性和積累性的民生問題較為突出。長期以來﹐中國民生建設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通道並不順暢﹐發展成果並不能及時地惠及民生。同時﹐由於中國民生建設方式一直採取政府單一推進模式﹐民生建設水平直接由地方的經濟發展狀況所決定﹐這就極易產生民生領域的馬太效應。在現階段﹐基礎教育資源在區域﹑城鄉分配不均衡﹐優質教育資源較為稀缺﹐普惠性教育機構發展緩慢﹔結構性就業矛盾突出﹐缺少大眾創業的社會環境和配套政策﹐技能型人才缺乏﹔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沒有實現較高標準的全覆蓋﹐退休養老保險金偏低﹐2015年贍養比例為2.9:1﹐全民參保目標任重道遠﹔部分公立醫院的公益屬性喪失﹐逐利傾向過重﹐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民營醫院運營機制﹑價格管制和公益目標方面問題較多。(4)中國面臨勞動人口持續下降和老齡化人口持續上昇雙重人口難題﹐人口紅利消失﹐人口結構挑戰持續而深遠。2014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已經超過15%﹐2025年和2050年﹐這一比例將分別達到20%和35%。2014年﹐中國14歲以下人口比重已經明顯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勞動年齡人口開始絕對減少﹐人力資源成本上昇。(17)

  (三)將來維度﹕共享發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

  “十三”五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的關鍵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點和難點都在於“全面”。“全面”意味著全體人民共同享有改革發展成果﹐不讓一個人掉隊﹐全社會的民生水平整體達到小康狀態。“我們不能一邊宣佈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另一邊還有幾千萬人口的生活水平處在扶貧標準線以下﹐這既影響人民群眾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滿意度﹐也影響國際社會對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認可度。”(18)小康並不是單純以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來衡量﹐根本標準是人人共享的全面小康。屆時﹐“小康”將成為社會建設的新基准﹐也就是說﹐底線民生的下限將以小康作為初始條件。面對當前複雜的社會矛盾和突出的民生問題﹐找准最優切入點和最終落腳點尤為關鍵。共享發展是我們黨在這一關鍵時期所選擇的以民生建設為依托的發展模式﹐堅持共享發展為打通發展惠及民生的通道提供了途徑﹐讓發展的成果通過共享機制惠及全體人民﹐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了基本保證。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在偉大事業的建設進程中﹐中國不僅要借鑒吸收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效率和競爭原則﹐更要克服市場競爭和資本擴張所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後果。在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的特性就是逐利﹐市場的原則就是競爭﹐而且勞動與資本相比﹐總是處於弱勢﹐這就造成了平均利潤率壓過按勞分配律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導致的異化勞動現象﹐即“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生產的影響和規模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19)效率與公平似乎始終都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最終追尋是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20)共享發展理念正是破解這一難題的關鍵﹐就是要將發展與民生納入整體協同的框架﹐以實現國富與民裕﹑發展與民生的共融共生﹑良性互動﹑協同發展﹐讓發展成果惠及每一個中國人﹐營造公平正義的社會氛圍﹐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提高人民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認同度﹐增進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凝聚力量。祗有這樣﹐才能最終實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構想﹐即消除階級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和差別﹐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實現社會共享和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二﹑共享發展的科學蘊含

  (一)全民共享──共享的主體旨向

  共享發展是不同區域﹑不同行業﹑不同階層的全體人民的多層次﹑全方位﹑普遍性的共享。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共享的覆蓋範圍是社會全體成員﹐即人人享有﹑各得其所﹐而不是特權階層和少數人的共享。共享主體的全民範圍是由中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和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所決定的﹐這是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所限定的管理層面上的共享的根本區別。全民共享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價值旨向﹑社會主義的制度屬性和中國當代發展的基本落腳點。從社會個體的發展來看﹐全民共享旨在使每一位社會成員都能最大限度地通過共享發展成果來實現自身的價值﹐促進其全面自由發展﹔從社會階層的和諧統一來看﹐全民共享就在於通過堅持包容原則在共享中來化解社會各階層間的矛盾﹐協調各方利益﹐促進社會各階層相互包容﹑和解﹑和諧與統一﹔從全國各區域﹑各族人民的團結統一來看﹐全民共享就是要根據各區域﹑各民族的實際發展水平﹑文化基因和政治認同等情況來協調推進各民族各地區的多層次共享﹐減少分化和衝突﹐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穩定﹔從世界範圍內的華人的共同期望來看﹐全民共享就是要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復興﹐使全球華人共享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和優秀文化﹔從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來看﹐全民共享就是倡導和平崛起和復興﹐通過“一帶一路”來同沿線各國人民分享中國的發展機遇﹐支持各國共同發展﹐建設各國人民共享的百花園﹐與世界各國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習近平指出﹐“我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同沿線各國分享中國發展機遇﹐共同繁榮。”(21)全民共享的主體不僅涵蓋全體中國人民﹑中華民族﹐還輻射到世界各國人民﹐具有深遠的世界意義。“中國對外開放﹐不是要一家唱獨角戲﹐而是要歡迎各方共同參與﹔不是要謀求勢力範圍﹐而是要支持各國共同發展﹔不是要營造自己的後花園﹐而是要建設各國共享的百花園。”(22)

  (二)全面共享──共享的客體內容

  全面共享賦予了共享較之以前更加廣泛的內容。之前﹐通常意義上共享一般是指發展成果共享﹐即“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23)在這一階段﹐共享的客體內容主要是指社會層面的共享﹐指向的民生領域﹐更多的是依靠政府來對發展成果的存量進行再分配調節。而現階段共享發展理念的全面共享所指向的客體內容不單單局限於社會領域﹐還包括更廣內容。概括來講﹐共享的客體內容基本可分為兩類﹕(1)發展成果的共享﹐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領域發展成果的共享﹐其中經濟成果的共享是基礎。與之前的社會層面的發展成果共享相比﹐經濟層面的共享更能觸及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涉及整個發展模式的轉變。全面共享既包括對發展成果存量的共享﹐也包括對發展成果增量的共享﹐這就要求既要做好二次分配的調節﹐又要注重初次分配中勞動要素的獲益力量﹐按照勞動價值論來構建勞動付出與個人收益相對稱的共享型勞動關係。從根本上講﹐堅持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壯大公有制經濟﹐注重公有經濟內含的共富機制﹐完善市場評價要素貢獻並按貢獻分配機制﹐是全面共享發展成果的根本保證。(2)發展機會和發展權利的共享。習近平提出﹐“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24)對於個人來講﹐發展機會和權利的共享是發展成果共享的前提﹐是保障和維護人民合法權益的基礎。共享機會和權利的根本保障就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通過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堅守來保障人人都享有各種發展的權利和機會﹐來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

  (三)共建共享──共享的動力途徑

  習近平指出﹐“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過程也是共享的過程”。(25)共享並不意味著全體社會成員同時﹑同量﹑同質享有發展成果﹐不是平均主義﹐更不是不勞而獲﹐而是效率與公平﹑共建與共享的辯證統一。沒有共建的實踐﹐就不會有實現共享的預期﹐反過來﹐沒有共享的體驗﹐就難以激發共建的動力。共建的主動性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創造性體現在人民的實踐中﹐主動性和創造性獲益於人民群眾對改革發展成果共享的體驗中。共建共享從根本上來講﹐就是遵循按勞分配基本規律﹐通過充分發揚民主﹐廣泛匯聚民智﹐最大激發民力﹐使廣大人民群眾成為共建的主體﹐保證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獲得感和方向感。共享發展並不意味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重心由“做蛋糕”轉向“分蛋糕”﹐而是通過發展模式和理念的轉變來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在共建發展過程中﹐要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四個全面戰略佈局要求﹐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為堅持共享發展奠定堅實基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每個當代中國人的共同事業﹐雖然每個人的能力不同﹐但都應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盡職盡責﹐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十三五”時期﹐發展依然是硬道理﹐做大蛋糕依然是實現共享的必要前提。總體來講﹐共建共享倡導的是在共建中共享﹐以共享促共建﹐遵循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順應市場經濟規律﹐使廣大人民群眾都能有機會參與建設﹐都能有機會享受成果﹐但同時也要把差距控制在合理範圍之內﹐防止形成貧富差距﹐對不能如期享受到發展成果和發展機會的弱勢群體進行政策上的傾斜和經濟上的補償。

  (四)漸進共享──共享的推進進程

  共享發展是一個立足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以共同富裕為目標﹐以增進人民福祉為依托﹐以解決貧困和縮小收入差距為切入點﹐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保障﹐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為條件﹐以人人共建為動力的由低級到高級﹑不均衡到均衡的差異化發展過程﹐是實現國富與民裕﹑發展與民生的共融共生﹑良性互動﹑協同發展的過程。不同地區在同一時期和同一地區在不同時期在堅持共享發展過程中都應區分層次性﹑承認差異性。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和地域﹐由於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以及社會個體自身稟賦﹑能力和需求的差異﹐全民共享體現出不同的層次性﹐基本可概括為兩個層次﹐即生存型共享和發展型共享。生存型共享關注的主體是處於貧困線以下的社會弱勢群體﹐其目標是通過精准扶貧﹑精准脫貧和積極的社會政策托底來保障人們的基本生存生活條件。發展型共享關注的主體是達到相對富裕狀態的社會小康群體﹐其目標是通過制度創新﹑產業優化﹑民生改善提昇等來改善生活質量﹐促進人的精神和物質生活需求的全面﹑持續性滿足。漸進共享作為一種價值追求和目標導向貫穿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就是生存型共享和發展型共享相互補充﹑均衡發展的過程﹐在不同發展進程中﹐兩種層次的共享具有不同的組合表現形式。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漸進共享的主要表現就是調低﹑擴中和限高﹐來推進各階層人民對建設成果的公平享有﹐注重機會公平﹐達到社會各階層統一的發展狀態。“十三五”時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後五年﹐共享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和短板就是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在財富﹑權利等體系中缺少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和能力﹐導致自身處在社會結構的底層﹑政治參與的盲區﹑經濟發展的邊緣。根據2014年現價計算的脫貧標準(農民人均純收入2800元人民幣)﹐2015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在7017萬的基礎上再減少1442萬人﹐貧困發生率由7.2%下降到5.7%﹐但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中國農村仍然有5575萬貧困人口。(26)這是中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最突出的短板和最艱巨的任務。這一時期共享的重點就是保基本和補短板﹐更加側重於推進生存型共享﹐所重點關注的是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通過消除農村貧困﹐做好兜底性民生保障﹐提高共享的基准水平。

  三.共享發展的推進路向

  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共享發展的推進程度取決於一國的生產關係的性質﹐即生產關係的性質決定了推進共享發展的層次和水平﹐這是區分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推進共享發展的基本路向與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同的基本依據。“在社會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從而最終走向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從歷史發展規律得出的科學結論。”(27)共享發展的推進從本質上來講﹐要以一國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根本保障。按照馬克思在關於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設想﹐共享發展在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可能真正實現的﹐因為共享發展一直都是“勞動與資本對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對立物﹐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關係﹑經濟制度與共享發展是不相容的﹐是衝突的。“當下西方在經濟上的壟斷化和寡頭化﹐帶來了政治上極大的變化﹐即權力的集中和民主的衰退。今天﹐資本不僅操縱了選舉﹐還操縱了媒體﹑網站﹑學校﹑反抗的可能性。”(28)即便某些資本主義國家通過企業管理創新和技術改革等手段在企業中實現所謂的共享﹐但這種共享也僅僅是局限在管理層面上﹐不可能(資產階級也不允許)實現生產和所有制層面上的共享。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通過工會與資本家進行博弈﹐可能會獲得收入增加﹑民生改善等福利﹐但這些所謂的成果共享祗是生產和初次分配過後的一種事後調節﹐不會涉及最為源頭的生產和勞動過程﹐它們是為了進一步提昇勞動者的積極性來激發經濟發展動力從而為資本的擴張和收益率的提高服務的。在社會主義國家﹐共享發展與生產關係的性質﹑所有制性質﹑基本經濟制度本質上是一致的﹐表現為一種內生性關係﹐共享發展所涉及的不僅僅是再分配問題﹐而是整個生產與分配兩個領域﹐而且生產領域是共享發展推進的起點和基礎。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又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由大變強的歷史新時期﹐推進共享發展既要從根本上區別于資本主義國家所選擇的經濟策略﹐又要結合經濟發展實際情況將經濟發展實踐和有益經驗上昇為經濟理論學說﹐探索本國的共享發展道路。其基本路向可以從宏觀的國家層面的基本經濟制度﹑分配制度和微觀的企業層面的共享關係構建兩個層面來把握。

  (一)宏觀的國家層面──堅持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

  1. 堅持和完善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完善激發和運用公有制經濟所內含的共富機制﹐發揮其在實現共享發展中的引領和示範效能﹐為推進共享發展夯實根基。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為推進共享發展奠定了根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與堅持共享發展並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內生共融﹑不可分割的。但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階段性歷史實踐中﹐經濟結構改革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過度民營化的傾向﹐導致私有化傾向有上漲之勢﹐部分國有資產通過改制被私有經濟所佔有﹐部分礦產﹑土地等資源也流向私有經濟。雖然私有制經濟的存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積極意義﹐但過度民營化和私有化會極大影響國家的生產關係性質和共享推進的程度。“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29)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有利於保證生產資料所有權掌握在廣大勞動人民手中﹐才能真正確保發展成果由全民共享。因此﹐在當前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所有制結構改革過程中﹐不宜過度強調私有經濟的效率優勢和先富效應﹐不宜在所有制性質上做文章﹐應防止私有化擴大之勢。“關鍵的改革並非私有化﹐而是讓國有企業引入競爭機制﹐相互之間﹑與外國公司之間﹐特別是與大量新建的私有﹑半私有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之間展開競爭。”(30)堅持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共進的格局﹐要尤其注重公有制經濟所內含的共富機制﹐通過在其內部引入科學管理和競爭創新機制來做強做大公有制經濟﹐為保障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奠定堅實基礎。

  2. 完善和改革分配制度﹐以解決發展成果增量和存量的分配問題為切入點,加大勞動生產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獲益力量,合理運用調節機制對初次分配進行糾偏﹐夯實社會主義分配體系的正義基礎。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講﹐初次分配環節主要受兩大規律主導﹐即按勞分配規律和平均利潤率規律。簡單地講﹐按勞分配規律是站在勞動要素貢獻者的角度來講的﹐就是多勞多得﹐少勞少得﹔平均利潤率規律則是從資本要素貢獻者的立場出發的﹐追求資本的效率和擴張﹐目的在於維持其持續穩定的獲利性。這兩條規律從本質上反映了市場經濟中資本和勞動的天生對立的自然特性﹐這也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效率與公平這一矛盾難以破解的主要原因。而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效率與公平在理論上雖然具有辯證統一的關係﹐但在現實中仍然面臨勞動與資本兩者之間的突出矛盾﹐最主要就表現在勞動要素貢獻者與資本要素貢獻者很難公平和諧地共享發展成果。 因此﹐共享發展不僅是要通過再分配來解決社會的民生問題﹐更重要的是要解決更深層次的初次分配中的按勞分配問題。這也就是說﹐推進共享發展要解決整個分配領域中的兩個關鍵問題。一個是發展成果存量的分配問題。這個問題的破解對於中國來講相對容易﹐主要是一種政府行為﹐通過宏觀調控來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的優勢所在﹐國家通過轉移支付﹑抽肥補瘦﹑慈善捐贈等再調節機制來對發展成果的存量進行再分配﹐主要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公共服務體系﹐這是一種生產和初次分配之後的政府主導的事後調節行為。另一個是發展成果增量的分配問題。這涉及的是更深層次的生產和初次分配問題。相比于成果存量再分配的事後調節﹐這個問題的破解更加複雜﹐需要觸及整個國家的生產分配的基本制度﹑市場經濟規律乃至國家的生產關係性質。中國的分配制度是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但是﹐由於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承認私人資本存在的合理性﹐這就必然會使中國面臨馬克思在揭示資本支配勞動所產生的異化現象時所提出的資本與勞動不均等這一矛盾。在馬克思看來﹐資本與勞動各自的地位決定了它們不可能獲得均等的機會。“祗要社會還沒有圍繞著勞動這個太陽旋轉﹐它就絕不可能達到均衡。”(31)在中國現階段的生產和分配領域中﹐勞動與資本的關係表現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勞動的地位在弱化﹐資本的地位在強化﹐資本要素的獲益力量要遠遠超過勞動要素的獲益力量。勞動與資本相比﹐總是處於弱勢﹐這是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級整個發展歷程中推進共享發展所要首先破解的一個重大現實問題。如何使勞動者的勞動付出與收益形成共融共生﹑良性互通的對等關係﹐即如何能夠使發展成果被創造出來的同時就能被勞動者公平合理地享有﹐做到增量與享有同時並存。顯然﹐按照中國的現行制度﹐堅持以勞動創造價值理論為基礎的按勞分配規律是促成這一問題解決的核心和關鍵。根據“十三五”規劃建議﹐破解這一難題的基本方向就是在初次分配環節﹐加大勞動要素的獲益力量。但是﹐這並不是說只注重按勞動要素貢獻分配而忽視其他要素貢獻的作用。中國仍然需要堅持按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的原則﹐但需要進一步完善各種生產要素貢獻度的市場評價機制和體系﹐以此來確定每一種要素在參與經濟發展中的貢獻度﹐從而確立與此種生產要素貢獻度相匹配﹑相對稱的分配值。勞動要素貢獻者與資本等要素貢獻者相比之所以處於弱勢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資本自身的逐利本性遠遠勝過勞動﹐導致平均利潤率規律的發揮勝過按勞分配規律從而在分配中佔據優勢地位﹐無形地降低了勞動要素在市場經濟中的貢獻度﹐使勞動收入佔比下降﹐擴大了資本要素的貢獻度。正是基於這種情況﹐中國當前縮小收入差距﹑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最迫切的任務就是通過完善要素貢獻的市場評價體系﹐使勞動要素獲得其自身應有的合理的貢獻度認可﹐提高勞動收入佔比﹐使勞動成為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中分配制度的基礎﹐堅持按勞分配這一主體原則﹐通過國家政府的調控機制和直接干預來克服市場經濟中所固有的資本至上﹑利益至上等傾向﹐規範市場競爭﹑減少利益分化﹑促進公平正義﹐構建和諧勞動關係﹐通過市場與政府的雙重發力來重構社會主義分配關係的正義基礎。

  (二)微觀的企業層面──構建所有制和管理層面的共享關係

  1. 推進公有制企業構建所有制和管理層面的雙重共享關係。公有制企業的生產資料歸全體勞動大眾所共同所有﹐這就決定了公有制企業不會為了資本的逐利效率而犧牲勞動者的合理收入﹐而是以勞動人民為中心﹐將企業內部創造的剩餘和盈利部分轉化為勞動者的收益和全社會的財富。因此﹐在中國經濟社會運行中﹐首先﹐公有制企業應優先確保的是在所有制層面或制度層面上實現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共享關係﹐力求成果由勞動者共同創造﹑共同享有﹐保證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不僅實現勞動成果共享﹐更要實現勞動過程的共享。祗有這樣﹐才能夠真正使按勞分配規律成為分配領域的主導規律﹐為堅持按勞分配制度奠定堅實基礎。公有制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在自身做大做強的同時﹐還應積極尋求機會向民營企業入股參股﹐擴大國有資本的影響範圍﹐既能使國有資本產生乘數效應﹐放大國有資本的共享效能﹐又能為部分民營企業提供資金和技術幫扶﹐促進產業轉型昇級﹐完善國有和民營企業的新合作模式。另外﹐推進共享發展需要發揮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在中國農村精准扶貧﹑精准脫貧方面的重要作用﹐祗有集體經濟發展起來﹐農村地區才會煥發出內部發展活力﹐收入﹑就業﹑教育和醫療等一系列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以解決。其次﹐公有制企業在確保實現所有制層面上共享的同時﹐也應注重借鑒民營企業和國外企業的相關管理經驗﹐在管理機制﹑運行效率等方面進行創新和改革﹐打破企業內部陳舊的分工體系和落後的管理體制﹐調動企業員工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企業內部的勞動生產率﹐使公有制企業在管理層面上實現共享。在公有制企業中﹐由於不存在勞動者剩餘被榨取的情況﹐也就不存在勞動異化現象﹐所以勞動者的共享水平與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是成正相關的。祗有通過改進企業的管理方式﹑提高企業內部的勞動生產率才能創造更多的增量產品﹐才能為提高共享發展水平提供更有效的物質保障。公有制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作為推進共享發展的中堅力量肩負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通過對國有資產的科學經營管理來提高經營收益水平。一方面﹐為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產品和民生建設提供必要的物質支持﹐縮小區域間﹑城鄉間的差距﹐破解不平衡﹑不共享難題﹔另一方面﹐提高企業勞動者的收入和福利待遇﹐遏制社會財富佔有群體的分化﹐帶動整個社會勞動者收入水平的提昇﹐縮小收入差距﹐促進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著力增進人民福祉。

  2. 推進民營企業實現管理型共享。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非公有制經濟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了新活力﹑新動力﹐日益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解決中國的就業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民營企業吸收了大部分農村剩餘勞動力就業﹐為部分城鎮失業人員和一部分大學畢業生提供了諸多就業崗位。從生產關係來看﹐民營企業本質上是以追求資本的獲利效率為根本原則的﹐與共享發展是不相一致的﹐但這也並不能說民營企業在共享發展上就無所作為甚至起破壞作用。即便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部分企業也積極在管理層面上探索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利益均衡關係﹐以提昇員工的幸福感﹑歸屬感和存在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民營企業更應在推進管理層面的共享中大有作為。首先﹐在公平與效率的問題上﹐中國的民營企業應克服西方經濟學的傳統思維﹐打破效率與公平相對立的思維模式﹐跳出單純追逐資本的市場效率這一怪圈。中國的民營企業應以勞動與資本兩大支點的動態均衡來創新企業的管理機制﹐關注企業員工的精神狀態和心理特性﹐通過員工持股﹑終身僱佣﹑最低工資增長等機制的改革創新來擴大員工在經濟收入和機會權利方面的共享範圍﹐降低員工的不公平感和相對剝削感﹐增強企業員工的主體責任感﹑企業歸屬感和生產積極性﹐促進效率與公平在民營企業中實現動態的均衡和統一。其次﹐加強和完善民營企業的工會組織建設﹐增強勞動者的議價能力﹐使勞動與資本處於一種良性的博弈狀態﹐提昇勞動者在管理層面的參與度和話語權﹐促進企業管理型共享關係的實現。在民營企業中﹐資本通常勝過勞動而處於優勢地位﹐這直接導致了勞動者話語權和議價能力的缺失﹐影響了企業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和權利享有度。工會組織不僅能夠增強員工的凝聚力﹐還能將員工的意願和需求以規範合理的方式送達企業管理層﹐形成有效的溝通機制﹐防止民營企業過度追逐利潤而引發惡性群體性事件﹐推動民營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下走出一條既能保持發展活力﹑增強效益﹐又注重員工利益的共享發展道路。

  註釋:

  (25)《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載于《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61至662頁。

  ƒ《全國工商聯執委會會議告全國工商界書》﹐載于《人民日報》1955年11月22日。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頁。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495頁。

  (11)(12)(29)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166﹑374﹑364﹑142頁。

  江澤民《江澤民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頁。

  (23)《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604﹑1064頁。

  (13)《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15年版第2至4頁。

  (14)魏波《以共享理解發展﹐載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6年第1期第18至22頁。

  (1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1/t20160119_1306083.html.

  (16)張心怡《北京大學發佈<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載于《光明日報》2015年8月5日。

  (17)辛鳴《黨政幹部關注的“十三五”經濟社會若干重大問題深度解析》﹐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頁。

  (18)(26)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載于《人民日報》2015年11月4日。

  (19)(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689頁。

  (21)(22)習近平《中國發展新起點全球增長新藍圖──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載于《人民日報》2016年9月4日。

  (24)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載于《人民日報》2013年3月18日。

  (27)侯衛民《立足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實現共享發展》﹐載于《思想理論教育導刊》 2016年第3期第69至73頁。

  (28)張君榮﹑張帆﹑薩米爾‧阿明《資本主義國家正在走下坡路》﹐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8月5日。

  (30)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路愛國﹑黃平﹑許安結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359頁。

  (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27頁。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提昇國家治理能力途徑研究(15CKS018)﹔青島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共享發展的推進路向研究(QDSKL1601217)﹔2016年度中共青島市委黨校校級課題資助項目﹕推進我市治理能力現代化途徑研究。

[責任編輯:李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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