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情緣﹕潘序倫與他的知交們

2018-07-12 09:21 來源﹕解放日報 
2018-07-12 09:21:23來源﹕解放日報作者﹕責任編輯﹕鄭芳芳

  作者﹕羅銀勝

  被譽為“中國現代會計之父”的潘序倫先生﹐以仁者的擔當﹑勇者的無畏和智者的拓展﹐為我國現代會計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讓人們最早感受到了現代會計的魅力。

  談笑有鴻儒。潘老的朋友很多﹐他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互為引援……這些朋友雖大多已遠行﹐但他們高尚的精神追求﹑學術理想和人格風範卻難以被忘卻。今年是潘序倫先生誕辰125周年和由他親手創辦的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成立90周年﹐我們回首潘老與朋友們的情誼﹐以為紀念。

  君子貴相惜﹐營救聘用馬寅初

  經濟學家﹑人口學家馬寅初和潘序倫曾先後就讀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馬寅初年長潘序倫11歲﹐1914年便以論文 《紐約的財政》獲該校博士學位﹐他和潘同為“舊中國在美國取得經濟學博士的少數幾位中的一個”(楊紀琬語)。

  兩人先後回國後﹐在國內經濟領域發揮才能。潘序倫創辦了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和立信會計專科學校﹐對中國會計事業建樹頗多。馬寅初則在上世紀20年代後期倡議成立“中國經濟學社”﹐自任會長﹐並邀請潘序倫出任常務理事。學社的常務會議多次假座潘序倫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的寓所召開。1927年北伐戰爭後﹐馬寅初常以立法委員的身份對財政政策提出質疑﹐潘序倫則以知名會計師的身份加以響應。

  抗戰時期﹐馬寅初與潘序倫先後來到當時的陪都重慶﹐馬寅初出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時聘請潘序倫兼任教授﹐在該院開設《會計問題》的專題講座。潘序倫說理縝密﹐深入淺出﹐對西方的稅收﹑經濟政策提出責難﹐深受同學們歡迎。後來由於日本飛機晝夜轟炸重慶﹐馬寅初祗得遷居歌樂山﹐潘序倫亦因身患傷寒症住進歌樂山醫院治療﹐馬寅初夫婦時常至醫院探視。

  1940年12月﹐馬寅初因抨擊“四大家族”大發國難財﹐在公開演說中提出應先征孔﹑宋等豪門貴族的“戰時財產稅”﹐把不義之財充作抗戰經費﹐反對用租稅﹑公債﹑通貨膨脹等辦法來搜刮民脂民膏﹐結果被國民黨當局扣壓起來。先關押在貴州息烽﹐後又移羈江西上饒。對此﹐潘序倫異常氣憤﹐為示抗議﹐便不再到重慶大學授課。他寫信給商學院說﹕“本人事忙﹐不能再來重大﹐講課費全部捐贈商學院學生會。”

  社會各界發起營救馬寅初的活動﹐《新華日報》還發了消息。1941年的舊曆五月初九是馬寅初六十壽辰﹐重大學生決定提前舉行祝壽大會﹐聲援馬師。3月30日﹐“遙祝馬寅初六十壽辰”活動舉行﹐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送了壽聯﹐上書“桃李增華﹐坐帳無鶴﹔琴書作伴﹐支床有龜”。潘序倫也參加了這一祝壽會。會後﹐大家踴躍捐款﹐決定在校園內建造“寅初亭”﹐以資紀念﹐而捐款最多者便是潘序倫。1942年8月﹐國民黨當局迫于各方壓力﹐終於釋放馬寅初﹐但強令各大學不准聘其任教。潘序倫不懼淫威﹐獨自敦請馬寅初到“立信”上課﹐並讓他帶其子一起住在北碚校內。國民政府教育部獲悉此事﹐向潘序倫提出警告﹐要他立即解聘馬寅初﹐否則後果自負。潘序倫據理力爭﹐稱﹕“立信者﹐立信於人也。既已下聘書﹐就不能無故解聘。”將這無理要求頂了回去。

  馬寅初在立信講授的是《經濟與哲學》﹐他講課不用教材﹐只手持教學大綱﹐全憑口講板書﹐由秘書幫他做筆記。他能把理論聯繫實際﹐臨時發揮出色。這份講稿﹐後來改編成經濟學著作﹐由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出版發行﹐流傳頗廣。對潘序倫邀請上課﹐馬寅初非常感激。後來他對人說過﹕“潘序倫對開拓中國新式會計有功﹐不要說來教書﹐就是要我替他倒夜壺﹐我也願意。”可見﹐兩位經濟學家相交之深。

  新中國成立後﹐兩人在上海時有來往﹐照應不斷。後因形勢變故﹐兩人均曾被錯劃為“右派”﹐多年魚雁不通﹔後又都被打成“殘渣餘孽”和“反動學術權威”﹐真是難兄難弟。儘管處境維艱﹐身在北京的馬寅初曾託人冒險到上海探望潘序倫﹐兩老常常書信往來﹐互相慰問。“文革”結束後﹐馬寅初在京託人到潘家探詢﹐潘序倫得知馬老夫婦都健在﹐甚為高興﹐特地致函祝賀﹐又開始互贈近照留念。馬先生以101歲高齡仙逝後﹐潘序倫不顧年邁體衰﹐多次呼籲盡快拍攝馬寅初傳記影片﹐他的倡議得到各界響應。

  力邀胡薭青﹐字正腔圓教國文

  作家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先生也是馳名中外的書畫名家和作家﹐她與潘序倫老校長和立信之間有著一段鮮為人知的關係。多年前筆者慕名採訪過她﹐她對此記憶猶新。

  早在上世紀40年代初期﹐在潘序倫為避敵偽迫害被迫出走重慶的同時﹐老舍偕夫人胡絜青也為抗日救亡而蟄居重慶北碚(其故居後為中共北碚區委所在地)﹐與立信在北碚的校園相隔不遠﹐步行十分鐘便至。其時﹐潘序倫辦學廣納賢才﹐敦請社會名流來校執教﹐他素聞胡絜青才華橫溢﹐文思敏捷﹐故聘請她教國文﹐胡絜青欣然就任。

  那時﹐在北碚的小山坡坐落著好幾所大學﹐復旦大學﹑立信會計專科學校都內遷於此﹐師生大都是四川人或下江人(指蘇﹑浙﹑滬一帶居民)﹐因是南方人﹐口音五花八門﹐普通話說得不標準。胡絜青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國語發音純正。潘序倫請她教國文並教拼音﹐可謂最佳人選。

  胡絜青回憶說﹕“我在立信教了兩個學期。”還記得立信同學求知欲強﹐提問熱烈﹐談文說藝﹐十分好學。在她的熱心指導下﹐立信的學生常在大學生國文比賽中奪魁。

  上世紀80年代我去採訪時﹐八十高齡的胡先生得悉潘序倫享年93歲時﹐連聲說道﹕“高壽了﹐高壽了。”當瞭解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潘序倫等人倡議下﹐立信得以復校﹐胡絜青欣慰之餘語重心長地表示﹕立信現在比在北碚時大多了﹐辦好一個學校不容易﹐潘序倫傾家辦學﹐精神可嘉。國家現在還缺乏財會人才﹐希望你們把學校辦好。

  培養獎掖顧准﹐為地下工作撐保護傘

  潘序倫是在1927年春天創辦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的﹐顧准因為家庭無力繼續承擔學費﹐12歲就不得不停止學業﹐于當年7月中旬進入事務所當練習生。由於聰穎好學﹐很快掌握了會計學科這門知識﹐加上潘序倫唯才是舉﹐對顧准大膽提拔﹑委以重任﹐顧准很快嶄露頭角﹐成長為一個會計學者﹑著作家﹑會計師﹐堪稱立信的臺柱之一。他以立信的職業為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潘先生當時雖是無黨派人士﹐但對抗日是擁護的﹐並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一些有益於革命的事情。對顧准的革命活動﹐潘序倫和立信同仁總是採取默許態度﹐有時還暗中支持﹐甚至積極參與。對於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要其“注意赤色分子的活動”的訓告﹐潘序倫未予理睬。從1927年至1940年顧准參加新四軍﹐在漫長的十四個年頭中﹐除少數時間外﹐顧准一直在立信工作﹐在立信會計事業的架構中也貢獻殊多。對此﹐潘序倫在其晚年(時在1983年)記憶猶新﹐說﹕“他(顧准)經過刻苦勤奮自學﹐掌握了會計這門科學﹐便在(事務)所編輯部工作和主編第一卷《立信會計季刊》四期(由立信同學會主辦)。由於他講解透徹﹐說理清楚﹐深得同學們的歡迎和愛戴。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編著的《銀行會計》﹐列為《大學叢書》﹐他也開始登上大學的講壇。以後又陸續寫了不少有關會計的著作和論文﹐如與我合著的《中國政府會計制度》《會計名辭匯譯》(中英文對照)等﹐均有他獨特的見解和大膽的探索﹐深為社會所稱許和讚譽﹐我亦有所倚賴焉。”

  對於顧准在立信的這段經歷﹐《顧准自述》裡也說過﹕“這三年中﹐社會職業生活安定﹐對我從事黨的工作也有某些良好的作用。因為那時白天的辦公時間祗有六小時﹐辦公時間還可以大量讀報……實際上白天的寫作﹐每天不過三四小時。中午休息的兩小時﹐下午五點以後的全部時間都可以利用於參加會議和‘碰頭’﹐有些黨的工作需要寫的公開文章﹐還可以在辦公時間寫。”“因為地下工作者要有1934-1940年間我這樣的社會職業條件﹐在這條件下﹐我可以纍次躲避追捕﹐可以躲在家裡不上班﹐可以繼續做黨的工作而不致失業﹐還能維持不小的家庭的生活﹐確實也是不容易的。”

  作為印證﹐潘序倫也確曾回憶說﹕“他(顧准)在會計師事務所和學校工作期間﹐從事很緊張的革命活動﹐如參加‘進社’‘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上海職業界救國會’等。我對他這些活動早有察覺﹐但從未干預過。”可見﹐顧准的成長﹑成熟﹐他的著述教學﹑地下工作﹐在立信的十餘年中兩者雙美﹐特別是他在職業上的“向上”抑或成功﹐除了個人的天分與勤奮﹐與潘序倫周全的呵護﹑獎掖以及所提供的得天獨厚的條件不無關係。僅以版稅為例﹐1940年7月去蘇南參加新四軍前夕﹐顧准查看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編譯科保存的商務印書館歷年版稅清單﹐發現自己寫作出版的著作為事務所創收版稅多達10萬元法幣以上(當時法幣大至與民國紙幣等值)﹐而當時上海高校的普通教授月收入不過兩三百元而已。

  為《生活》周刊闢謠﹐助鄒韜奮圓新聞夢

  潘序倫曾主張“教育救國”﹐促進國家獨立富強﹐解決社會生計問題。“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使他逐漸認識到祗有國家民族的解放﹐才有民族經濟與教育的發展。他參與了為抗日將士以及民主人士的募捐活動。潘序倫從事抗日救亡活動﹐是與鄒韜奮分不開的。

  潘序倫與鄒韜奮同是上海聖約翰大學校友。從小喜歡文史的韜奮原在南洋公學攻讀工科﹐1919年轉入聖約翰﹐改學文科。鄒韜奮的興趣和志願是從事新聞事業﹐但一時沒有機會﹐祗好走“曲線就業”之路﹐先做英文秘書﹐後兼任中學英文教員﹐1922年在中華職業教育社任編輯股主任﹐後接編該社的機關刊物《生活》周刊。他特別根據讀者需要﹐改變編輯方針﹐以討論社會問題為主。苦心經營下﹐《生活》周刊銷路日益擴大﹐受到社會歡迎。從“九‧一八”到“─‧二八”﹐日本帝國主義加緊發動侵華戰爭﹐韜奮在《生活》周刊上大聲疾呼﹐號召讀者捐款抗日﹐得到熱烈響應。他的《經歷》中有一段記載﹕“當時我們的周刊社的門口很小﹐熱心的讀者除郵匯捐款絡繹不絕外﹐每天到門口來親自交捐款的﹐也擠得水洩不通。”

  “九‧一八”事變後﹐馬佔山將軍領導的東北義勇軍抗日﹐全國民眾紛紛募捐支持﹐立信同學會踴躍參加募捐活動﹐發動立信師生進行徵募﹐儘自己的微薄力量表達抗日的決心。當時謠傳上海抗日救國捐款共達國幣二千餘萬元﹐而馬佔山將軍只收到一百數十萬元。據此有人指責經辦捐款的《生活》周刊社﹑東北義勇軍後援會和上海市臨時救濟會等單位有徇私舞弊行為。

  聽此傳聞﹐潘序倫暗中思忖﹕這不是在影射經辦捐款的《生活》周刊社等單位有貪污行為嗎﹖在顧准等人鼓動下﹐潘序倫讓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受托稽核了13個經募單位的賬目﹐證實共收到捐款502萬餘元﹐援助了東北義勇軍337萬多元﹐其餘165萬多元作了慰問十九路軍和救濟上海戰區難民之用。最後﹐又對全部收支賬目出具證明﹐公諸社會﹐使流言蜚語不攻自破。

  不久後﹐韜奮感到《生活》周刊的出版間隔較長﹐不能及時反映對重大時事問題的意見﹐很想辦一份合人民大眾之需的日報。1932年3月﹐應讀者建議籌辦《生活日報》﹐韜奮與胡愈之﹑戈公振﹑李公樸﹑杜重遠﹑畢雲程等發起﹐由讀者集資。當時辦報須向上海市社會局登記註冊﹐並相應成立股份公司。韜奮便委託潘序倫代理。這年3月﹐潘序倫代擬了一份《生活日報股份兩合公司章程》﹐刊登在《生活》第7卷第12期上。不料事情又有了變化﹐對公司的性質要作調整。8月﹐鄒韜奮給潘序倫復了一封信﹐還在信中與潘序倫商討了修正意見的細則(這封信筆者在上海檔案館發現了)。潘序倫接此信後﹐又忙碌不停﹐多次奔走﹐欲促成《生活日報》早日創刊。

  韜奮以《生活》周刊名義公開招募股款﹐引起讀者熱烈反響﹐到9月中旬﹐不到半年就集資15萬元﹐有兩千多人參與﹐但是﹐由於各界群眾踴躍入股的盛況﹐嚇壞了國民黨當局﹐他們不准《生活日報》辦理登記手續。潘序倫和鄒韜奮等人的努力成了泡影﹐韜奮祗好忍痛宣告《生活日報》 在上海停辦﹐後在香港擇機創刊了。1932年4月2日﹐韜奮發表《正在積極籌備中的生活日報》一文說﹕“我們深信言論機關新聞事業非有獨立的精神﹐決難始終維持其公正的態度。”1936年6月7日﹐《生活日報》終於在香港面世﹐日銷2萬份﹔總共只出了55期﹐他在上面發表了55篇社論。6月20日﹐他寫過《關於〈生活日報〉問題的總答復》﹐他理想中的 《生活日報》“是反映全國大眾的實際生活的報紙”﹐“大眾文化的最靈敏的觸角”﹐“是五萬萬中國人(連國內國外的中國人合計)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登載的消息都是“和人民大眾有切身利害關係的一切東西”。他憧憬著有一天﹐《生活日報》 在120層樓上辦公﹐每天飛機送來各方面的專訪通訊﹐短波無線電臺接收幾千萬封的國際特約電訊﹐發行量達到500萬份﹐平均每一百人擁有一份《生活日報》﹐至少同時用多種文字在全國十個地方出版。他的夢想當然不可能實現﹐不到兩個月﹐《生活日報》就停刊了。他把《生活日報星期增刊》改名《生活星期刊》﹐移到上海出版﹐但也只出了14期。(羅銀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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