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是擴內需

2018-07-12 09:26 來源﹕經濟日報 
2018-07-12 09:26:49來源﹕經濟日報作者﹕責任編輯﹕趙宇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 王東京

  近年來我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最近美國對部分中國商品加征關稅﹐發動了迄今為止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央行宣佈定向降准釋放約7000億流動性。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人認為政府未來的政策重心應從供給側轉向需求側﹐並將擴大內需作為主基調。我認為﹐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健康發展需要擴大內需﹐但擴大內需絕不能動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清醒地認識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是擴大內需﹐而且是積極的擴大內需。

  (一)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從供給側擴大內需的中國方案

  在2015年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由此可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要義﹐是政府管理經濟的重心應從原來的需求側轉向供給側。

  學界長期以來存在一種誤解﹐認為擴大內需祗能從需求側著手。事實上﹐從供給側也可以擴大內需。若生產過剩是由於總需求不足引起的﹐當然要從需求側擴內需﹔但若生產過剩是由結構性問題所致﹐那麼就應從供給側擴內需。當前我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結構性矛盾﹕一方面生產成本上昇﹐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土地﹑能源等要素價格上漲﹐生態資源和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另一方面﹐產業昇級緩慢﹐過剩產能累積﹐需求外溢嚴重。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在“三期疊加”的大背景下﹐影響經濟增長的突出問題有總量問題﹐但結構性問題更為突出。問題變了﹐解決問題的思路也要變﹐從需求側擴大內需雖能實現總量平衡﹐卻解決不了結構性矛盾。祗有從供給側擴大內需﹐才能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

  回溯經濟學發展史﹐不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對政府管理經濟的看法是不同的。1803年﹐薩伊在《政治經濟學概論》中提出了“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原理﹐這一原理被稱為“薩伊定律”﹐其理論立足點無疑是在供給側。在薩伊看來﹐有供給就一定有需求﹐市場能夠自動出清。可是1929年至1933年西方經濟發生大蕭條﹐令“薩伊定律”不攻自破。1936年﹐凱恩斯用所謂“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收益遞減和流動性偏好”等三大心理規律﹐論證了經濟蕭條的原因是社會有效需求不足﹐並提出政府要通過刺激投資和消費擴大有效需求。從此﹐政府管理經濟的重心從供給側轉向了需求側。

  然而時過境遷﹐凱恩斯的立論基礎今天已經不存在了。比如“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認為﹐當人們收入增加時消費也會增加﹐但消費增加卻趕不上收入增加﹐這樣使新增消費在新增收入中的佔比不斷下降。可二戰後隨著消費信貸的興起﹐歐美國家居民儲蓄率急劇下降﹐說明消費傾向遞減祗是一定經濟發展階段的規律﹐並非永恆不變的規律。再比如“流動性偏好”﹐凱恩斯說由於人們有保持現金的偏好﹐政府不能通過調低銀行利率的辦法刺激投資﹐否則會陷入流動性陷阱。而我們今天看到的事實是﹐信用卡消費風靡全球﹐手機移動支付越來越普遍﹐大多消費者不再有流動性偏好。

  上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陷入“滯脹”後﹐凱恩斯理論更是受到廣泛質疑。為擺脫“滯脹”﹐供給學派應運而生並一度成為美國的國策﹐政府管理經濟的重心從需求側又回到了供給側。從政策取向看﹐供給學派與凱恩斯主義其實並無大異。供給學派也主張刺激投資﹐不過辦法是從供給側減稅。里根主政時期曾大量削減政府開支﹐降低個人所得稅和企業利潤稅。從實際效果看﹐減稅雖然降低了企業成本﹐短期內也確實拉動了經濟﹐但並沒有解決美國的生產過剩問題﹐相反卻加劇了結構性矛盾。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立足於供給側擴大內需﹐既不同於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論﹐也不同於西方供給學派﹐更不是對“薩伊定律”的回歸﹐而是基於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綜合研判全球經濟大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重大戰略抉擇﹐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責任編輯: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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