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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質量發展本質是以人民為中心

2018-10-10 09:03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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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張平﹑張自然

  我國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特徵﹕一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深度城市化。二是創新驅動的持續提昇效率。三是保護產權﹐規範政府行為﹐實現市場配置資源。四是經濟穩定性。五是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六是經濟協調主體轉型。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已經步入中等偏高收入階段﹐預計到2025年左右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依照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邏輯和國際發展經驗來看﹐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將由後發趕超型增長向中高端協調發展模式轉變﹐經濟將會遵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穩步推動﹐原有的依靠規模擴張和非平衡增長等趕超模式的增長路徑逐步向新的發展路徑轉變。同時﹐中國經濟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也需要持續的效率改進﹐既包括要素效率的改進﹐也要實現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和貢獻比重的提昇。

  高質量發展根本是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同步提昇

  1978年以來中國近40年的發展過程中﹐資本投入對增長的貢獻一直維持在較高水平。全要素生產率對GDP增長的貢獻大致維持在20%左右。這種較低的TFP貢獻﹐是中國資本驅動增長模式的特定現象。

  經濟結構轉型昇級與效率路徑重塑是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根本所在。十九大後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思路也得到進一步完善﹐重點強調要加快建設現代化的經濟體系﹐強調質量第一﹑效率優先。因此﹐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重視兩個效率提昇﹐即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同步提昇。

  一方面﹐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直接決定了工資水平的提昇速度﹐祗有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才能穩步提昇。在工業化過程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依靠的是勞動和資本要素結合帶來的產出效率的提昇﹐即依賴“物質資本密集”實現勞動生產率的提昇﹔而經濟結構服務化後﹐勞動生產率提高則要依靠勞動質量提昇實現的“人力資本密集”來推動生產效率提昇﹐此時勞動生產率增長能反映一國人力資本深化程度以及國家的福利水平。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是藉助人口紅利實現的﹐但當前面對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等問題﹐使得人口增長急劇下降。勞動投入增長率從1985-2007階段的1.5%下降至2013-2017階段僅有0.397%﹐預計未來勞動投入會進一步下降﹐預測未來五年勞動投入平均增速為0.048﹐同時伴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和勞動參與率增長的急劇下降﹐勞工參與率甚至已經呈現出負增長的情形。在此背景下﹐要實現勞動生產率提昇需要更好地藉助勞動質量提高而非勞動數量增長﹐通過教育﹑專業技能培訓等方式實現勞動素質提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

  另一方面﹐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的貢獻不斷提高﹐是企業技術進步與配置效率提昇的綜合反映。祗有全要素增長率超過要素投入帶來的增長時﹐才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而且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被視為測量內生增長貢獻水平的指標。放大至一國來看﹐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比重提高意味著一個國家經濟增長逐步擺脫要素投入帶來的增長﹐進入到內生增長的道路﹐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本身才能克服人力﹑資本深化帶來的規模報酬遞減問題。

  高質量發展本質特徵是以人民為中心

  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以人民為中心”。黨的十九大針對中國的發展新階段指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一判斷指出了我國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要從“物質”生產體系轉向“以人民為中心”的消費昇級﹑創新﹑高效﹑包容的可持續發展軌道。

  馬克思經典理論以資本循環運動作為研究對象﹐反映了工業化階段的發展規律﹐其中生產是起點﹐消費是附屬﹐消費的作用僅是為了勞動力再生產。而馬克思在社會主義構想中闡述了關於人的發展﹑自由聯合體和按勞分配的理論﹐指出了人的解放和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發展和實現共產主義的本質。我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以人民為中心”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人民消費成為經濟循環的起點﹐而不再是生產環節的附屬。消費的內涵不僅是提供勞動力再生產的日常消費﹐而且是通過逐漸偏向知識消費的消費結構昇級﹐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提高人力資本水平﹐促進科技創新與知識生產﹐並建立消費對於經濟效率的補償機制﹐以此改善經濟效率﹑實現城市化過程的可持續性。這一模式將形成一個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經濟循環體系﹐實現創新﹑效率提昇﹑價值創造與公平分享的高質量發展。

  “知識消費─人力資本提高─創新效率補償”的循環﹐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機制。我國在工業化階段偏重於中低層次教育﹐形成了較大比重的低層次人力資本﹐目前面臨人力資本昇級的問題。通過日本和韓國經驗的比較可以看出﹐兩國在大規模工業化結束後的15-20年中﹐都實現了高等教育的普及﹐預計到2025年﹐兩國高等教育人力資本比重將分別達到50%和70%。人力資本結構的快速提昇促進了整體創新能力﹐是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證﹐其內涵是廣義人力資本的快速提高﹐包括科學﹑教育﹑文化娛樂﹑健康醫療﹑體育等多方面的快速發展。在高質量發展軌道中﹐經濟增長伴隨著知識消費比重和人力資本結構的提昇﹐從而推動勞動生產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貢獻比重增加﹑可持續性加強。在新經濟循環中﹐勞動要素的質量不斷提昇﹐並持續創造和分享價值。這一過程需要建立和完善新的體制機制﹐由政府提供穩定環境和高質量服務﹐經濟通過自主協調實現內生增長﹐並使市場機制與宏觀穩定相互協調。

  推動我國高質量發展和經濟轉型需要兩大引擎﹐一是以提昇廣義人力資本為基准的深度城市化﹐二是提昇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深度城市化的本質是人的聚集﹐核心是形成以人民為中心的“知識消費﹑資本深化和高勞動生產率”的良性循環。知識消費是指科教文衛體等消費比重持續提高的消費結構昇級﹐以此促進人力資本結構昇級﹔資本深化是指資本質量和存量優化提昇﹐從而提高資本回報率﹔高勞動生產率是指製造業和服務業的產業效率持續提昇﹐從而形成良性循環。提昇製造業國際競爭力﹐我國製造業需要在自主創新能力﹑資源利用效率﹑產業結構水平﹑信息化程度﹑質量效益等方面不斷提昇﹐實現轉型昇級和跨越發展。

  我國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特徵可以歸納為以下六點﹕

  一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深度城市化。持續提升科教文衛體等知識消費比重﹐更多地讓人民分享發展成果﹐提高居民初次分配比重﹐政府提供更多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

  二是創新驅動的持續提昇效率。包括持續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促進可持續發展這三個基本效率指標。

  三是保護產權﹐規範政府行為﹐實現市場配置資源。政府規制在後發國家的趕超階段具有重要作用﹐而在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需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完善產權保護﹐校正過度干預行為﹐發揮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

  四是經濟穩定性。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階段經濟複雜度更高﹐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將難以避免一些內部和外部衝擊﹐需要重視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經濟穩定的核心是通貨膨脹和匯率波動﹐其背後是城市化過程中積累的土地﹑金融和財政風險﹐不僅需要短期政策調節﹐還涉及特定發展階段的宏觀管理框架﹐需要結構性改革。

  五是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高質量發展既要滿足人民對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也要滿足人民對優美生態環境等美好生活的需要﹐實現可持續發展。

  六是經濟協調主體轉型。加快改革當前的行政區劃體制﹐以城市作為空間協調發展的引領﹐配合中央政府的佈局規劃﹑激勵設計和支出功能完成經濟協調主體轉型。

  高質量發展需要依靠改革實現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要著力構建“三有體制”﹐即“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同時﹐在發展目標上也要更加注重就業創業﹑質量效益﹑風險防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要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深化產權保護﹑國企國資﹑土地﹑財稅﹑金融﹑政府行政管理等重點領域的改革。

  第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內生路徑上來。推進高質量發展﹐既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其核心就是要實現經濟效率的提昇﹐使經濟增長的動力由依賴要素投入轉變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昇。中國經濟結構的重大調整﹐意味著經濟增長將更多地依靠消費和服務業發展﹐更多地依靠勞動者質量提昇﹑全要素生產率提昇代表的技術進步。傳統經濟理論把消費看作是儲蓄和投資的抵消項目﹐這是工業化階段形成的思維模式﹐因為積累和增長是工業化的核心。然而在發達經濟階段﹐居民消費結構中的科教文衛體等廣義人力資本消費越來越具有跨期投資的特性﹐是一種有助於未來整體經濟效率提高的儲蓄向高效率消費的轉化途徑。這種有效率的儲蓄轉化﹐是城市化區別于工業化的一個重要特徵﹐其意義在於可持續發展和對抗未來的不確定。我國在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應重視高層次人力資本積累不足的問題﹐目前這已成為抑制我國高質量發展的瓶頸。

  第二﹐完善和健全金融﹑財政體系建設﹐促進金融和財政的協調。經濟新常態和城市化發展為政府目標和資源配置效率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要強調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地位﹐完善和發揮市場的激勵作用﹐核心是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健全﹐既有利於多樣化資產投資渠道的暢通﹐又有利於企業投融資需求的滿足﹔金融市場建設問題上﹐我國應當以市場穩定和效率導向為重點﹐建立多層次﹑多功能的金融市場﹐進而為家庭資產多樣化提供一個穩定的金融環境﹐適應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就要促進社會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務體系的完善﹐以人民生活質量提高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整個稅制是以間接稅為主﹐而間接稅是順周期的﹐再分配功能也相當弱。中國整個經濟要邁入現代化﹐稅制也要走向現代化。直接稅的調控功能是逆周期的﹐作用於社會分配方面則能促進社會和諧。因此﹐要推動我國的財政體制改革和轉型﹐短期財稅體制改革的目標應是改變大規模工業化時期生產型財政收支的模式﹐把制度建設的重點轉變到服務民生上來﹐長期目標應是調整原有以工業稅收為主體的稅收模式﹐逐步形成以消費稅﹑收入稅和財產稅為主體的財稅模式﹐財政改革的立足點應是不斷提高居民的福利保障水平。

  第三﹐促進經濟協調發展﹐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實現可持續﹑包容發展路徑。首先﹐以人為中心的發展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要。因此﹐要努力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區域協調發展﹐健全整個社會的利益表達和協調﹑保護機制﹐從整體利益和集體利益出發﹐實現經濟的長遠發展。其次﹐要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高質量發展即要求社會和國家的穩定有序發展﹐即要建立和完善以政府為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同時有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通過法治思維明晰責權界定﹐實現管理過程公開﹐從而形成對社會行為可預期的社會治理制度體系。最後﹐努力協調人與自然﹑生態的關係﹐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要求。

[責編﹕鄭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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