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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民眾預期的“度”與“路”

來源﹕光明網-理論頻道2019-03-28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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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魏欽恭

  人們的日常行為以預期為牽引﹐祗有預期穩定才會有穩定的行為﹐祗有在一個可預期的環境中﹐社會和經濟主體才會從事創造和創新活動。譬如﹐消費預期會影響消費行為﹑就業預期會影響就業行為﹑生育預期會影響生育行為等。而預期不足不僅會延滯或改變既定的行為方式﹐更甚會使得人們無所適從﹑焦慮不安﹑悲觀失望。由此﹐在一定意義上﹐穩定民眾預期﹑增強社會信心是激發社會活力的前提保證。換言之﹐如果多數民眾對未來沒有明確的預期﹐消極情緒蔓延﹐那麼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社會發展都會受阻。從而可以認為﹐對民眾社會預期與發展信心的把握與調適﹐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不能忽視的社會心理資源與條件。

  那麼我國居民當下的社會預期呈現何種特徵和變動趨勢﹖從總體上判斷﹐當下民眾預期呈現出“雙重面向”﹕一方面﹐隨著經濟增長﹐物質生活水平提高﹐多數民眾對生活改善與社會持續發展的預期亦不斷提昇﹔但另一方面﹐由於近年來經濟增長率的趨勢性下滑﹑收入及財富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社會風險多發﹐使得部分民眾的發展預期不足﹐消極﹑悲觀﹑焦慮等情緒顯現。這種正向與負向態度的並存看似不盡協調﹐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經濟社會結構快速變遷過程中﹐由於利益分化以及民眾需求多元化﹑差異化而產生的社會心態失衡。根據一項全國性抽樣調查數據(SASD)的統計結果顯示﹐十八大以來﹐民眾無論對社會性事項(歷年預期指數分別為86.8﹑74.8﹑78.8﹑82.5﹑82)還是個體性事項(歷年預期指數分別為75﹑81﹑80﹑87﹑87)的總體預期狀況均穩中趨好﹐但其構成要素卻有著明顯的分化態勢。具體而言﹐從2012年到2016年﹐民眾預期最低的事項始終是社會層面的物價水平﹑食品安全﹑環境質量以及個體層面的收入水平與生活壓力。

  民眾預期的高低漲跌以現實為基礎﹐對未來狀況的預期與對當下狀況的判斷並非斷然兩分﹐而是一種連續的心理狀態。依據當下滿意程度與未來預期狀況﹐可將民眾預期劃分為以下四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正向預期”狀態﹐此種類型的民眾對當下狀況不太滿意但卻對未來預期充足﹔第二種類型是“雙重滿足”狀態﹐這種類型的民眾既對當下狀況滿意又對未來預期充足﹔第三種類型是“雙重匱乏”狀態﹐此種類型的民眾既不滿于當下狀況又對未來預期不足﹔第四種類型是“負向預期”狀態﹐此種類型的民眾對當下狀況滿意但卻對未來預期不足。預期類型不同﹐其所隱含的問題焦點亦不同。

  一是分配失衡可能導致的發展乏力問題。從SASD2016年的調查數據結果來看﹐在社會層面和個體層面處於“雙重匱乏”狀態的民眾比例分別為20.74%和20.72%。有約兩成民眾既對現狀不滿又對未來預期低迷。具體來看﹐這部分群體無論是收入狀況還是社會地位都處於較低層次﹐具有較為強烈的被剝奪感和不公平感。如果這部分群體的狀態不能得到改善﹐而持續處於“疊加效應”的影響之中﹐將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和發展。回顧改革以來的中國社會發展歷程﹐首先通過引入市場機制﹐打破“大鍋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種制度導向大大激發了全社會發展經濟﹑創造財富的積極性。當下﹐由於分配和激勵機制的不當甚至扭曲﹐中國社會的收入和財富鴻溝呈逐年拉大的趨勢﹐這種現狀也會動搖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基礎。也就是說﹐一旦貧富差距超出合意區間﹐不僅難以起到合理激勵的作用﹐反而會對總體性的經濟社會系統產生負面影響。進言之﹐一旦收入和財富頂端的群體牢牢佔據社會金字塔的頂端﹐整個社會的流動機制出現分割性的閉循環格局。無論是階層分化的危機感還是掙脫階層固化的無力感﹐都會讓階層地位較低者不滿于現實﹑預期低迷﹑信心匱乏﹐也會削減社會發展動力。

  二是預期過低可能導致的社會焦慮問題。在社會層面和個體層面處於“負向預期”狀態的民眾比例分別為2.93%和6.51%。可以看出﹐對現狀滿意但對未來預期低迷的民眾比例較少﹐但仍需關注這部分群體的社會屬性。從調查來看﹐民眾收入水平與發展預期呈現明顯的“U型”關係﹐而持有“負向預期”的民眾在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上多處於“夾心層”。也就是說﹐部分中間階層者相較于地位較低者﹐反而預期更低。這種具有反差的狀況﹐表現出社會預期狀況的新特徵﹐即對未來預期不足不是利益受損者所獨有的感受﹐部分受益者也開始產生不同程度的焦慮情緒。一方面﹐伴隨經濟社會的快速變動﹐社會中間群體更加敏感于自身利益的得失﹐對如何鞏固並提昇既有地位焦慮不安﹔另一方面﹐當房價高企﹑生活成本攀升﹑社會保障不足﹑未來經濟前景不明的時候﹐“比上不比下”的意識使得在與地位較高階層比較的過程中﹐“夾心層”的相對剝奪感受更為強烈﹐極易陷入缺乏安全感和方向感的“漩渦”之中。

  三是預期過高可能導致的政府績效壓力問題。在社會層面和個體層面處於“正向預期”狀態的民眾比例分別為55.24%和44.35%﹐意味著半數左右民眾雖對現狀不滿﹐但卻對未來發展抱有著較高預期。良好的預期與充足的信心是社會發展的“潤滑劑”。許多後發展國家的歷史經驗表明﹐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即使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民眾仍可能對此持相當寬容的態度﹐因為當下境遇不佳者預期在不久的將來自身也能從發展中獲益﹐這被稱之為“隧道效應”。但如果這部分群體的預期不能得到實現﹐或實現程度不及預期增長程度﹐甚或一再落空﹐“隧道效應”便會急劇消減﹐進而發生逆轉﹐引發集體性的不滿。應該承認﹐民眾預期應該有一個合意區間﹐預期過低﹐會削弱社會發展活力﹔但不切實際的高預期﹐如果不能實現﹐形成的失落感會更加強烈﹐同樣不利於社會發展穩定。在調研中﹐有基層幹部曾提出以下令人深思的問題“為什麼社會保障越來越好﹐民生投入越來越多﹐群眾的滿意度卻沒有越來越高﹖為什麼居住環境越來越好﹐物質生活水平越來越高﹐群眾的幸福感卻沒有越來越強﹖”不可否認的是﹐改革以來多數民眾的物質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但同時也應看到﹐由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太快﹐民眾對生活改變的期望值越來越高﹐對獲得改善的滿足度卻不斷降低﹐由此導致政府的績效壓力越來越大。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夠永續高速增長﹐當經濟出現回落﹐“蛋糕”不再無限增大﹐民眾不斷高漲的預期不能得到滿足時﹐不僅會影響對政府的信任程度﹐甚至會動搖政府的績效合法性基礎。

  概言之﹐民眾預期既不能過多超出社會實現能力﹐也不能低於現實境遇狀況。祗有讓預期保持在一個張弛有度的合理區間﹐才能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經濟社會健康穩定發展。對此﹐要進一步提振民眾的社會信心﹐可以針對不同的預期類型分類施力。

  第一﹐防止“疊加效應”﹐增強社會地位不利者獲得感﹐實現共享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居民間收入差距水平亦不斷拉大﹐近年來一直處於0.45以上。這種狀況使得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群體不僅不滿于現狀﹐而且對未來發展改善的預期也信心消沉。應該意識到﹐差異性原則下的分配機制既要能夠起到激勵作用﹐也應該保證社會不利群體的境遇改善。對此﹐要通過制度安排形成公平正義的社會分配機制﹐進一步釋放改革發展的紅利並不斷惠及不同收入階層﹐增強社會地位不利者的獲得感﹐從而實現共建共享的發展格局。

  第二﹐降低“相對剝奪效應”﹐拓寬社會流動渠道﹐實現穩定發展。當下﹐我們國家遠未形成一個龐大穩定的中產階層。在急劇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客觀上﹐處於經濟社會地位中間層級的群體常處於社會流動渠道“上昇和下行”急劇變動的地位狀態﹔主觀上﹐中間層級群體的地位認同下移趨勢明顯﹐主觀地位與客觀地位常不相一致。由於中間群體處在既“患得”又“患失”的尷尬境地﹐使得其在與參照群體比較過程中﹐很容易產生“夾心”心態和相對剝奪感。當預期利益不能實現時﹐也更易對未來預期變得低迷和不確定。這些也警示我們﹐逐步實現社會結構向“橄欖型”轉變﹐就要著力培育社會中產階層﹐拓寬社會流通渠道﹐穩定現有社會中間群體﹐切實增強“夾心層”的發展信心和安全感﹐才能不斷激發社會活力﹐推動社會穩定發展。

  第三﹐利用“隧道效應”﹐合理引導過高預期﹐實現有序發展。發展的過程是失衡與再平衡的過程﹐無可避免會觸及不同群體的利益。“隧道效應”因其可包容發展過程中難以避免的不平等和不平衡﹐從而有利於政府執政﹐但這種效應何時會減退或者徹底消失﹐則很難準確判斷。換言之﹐即使多數民眾對未來預期積極﹐但如果合理預期不能得到實現或過高預期超出政府滿足能力﹐很可能會發生逆轉。當下﹐我們既要充分利用“隧道效應”所形成的容忍空間﹐特別是對諸如物價水平﹑食品安全﹑環境質量﹑收入分配﹑住房等關乎民生的事項﹐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以多數民眾的合理訴求﹑正常期望和獲得感受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也要有序引導民眾的過高預期回落到合理水平﹐減輕政府“無限實現可能”的績效壓力。

[ 責編﹕李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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