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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最大變量為最大增量﹐助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來源﹕光明網-理論頻道2019-06-24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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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國家現代化實現民族復興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歷史使命。但現代性必然伴隨著“發展悖論”﹕一面是進步繁榮以及對更大整體性目標的追求﹔一面是各種矛盾﹑風險以及認同危機的持續顯現。當中國超越初級現代化﹑進入改革開放攻堅克難階段﹐何以化解認同危機﹑凝聚社會共識﹐進而實現持續進步和繁榮便成為必須直面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構建“同心圓”﹐推動社會進步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進步運動所遭遇的問題和情境﹐同中國當下的歷史進程頗有相似之處。

  對於美國進步運動﹐一個典型的故事是﹕由媒體發起“扒糞運動”﹐即媒體通過曝光統治聯盟的罪惡﹐整合“民眾零散的不滿”﹐喚醒和攪動輿論﹐提振民主和改革精神﹐為美國歷史設置了關鍵議程。在媒體批判﹑輿論監督和底層抗爭的壓力下﹐“改革的敵人”﹕壟斷的財團﹑腐敗的官員被迫讓步﹐著手彌補現代化漏洞和社會轉型危機﹐努力解決壟斷﹑腐敗﹑貧困﹑假藥﹑食品安全等問題。學者則對此保持了極高警惕﹐因為這種單一主體論調和鬥爭二元論窄化了歷史想象和重述視野﹐同時掩蓋了現實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墮入了簡單歸因﹑線性解釋的輝格史觀。而以公共管理和傳播學的融合視角觀之﹐進步運動最重要的歷史遺產正是在國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時刻﹐多元主體基於有效協商達成多元共識﹐即構建起“同心圓”﹐更好凝聚社會共識﹐鞏固共同奮鬥的思想基礎。

  但是﹐多元共識的悖論又在於﹐現代性開啟多元主義時代﹐多元價值非但不可通約﹐甚至彼此衝突﹐更無理由把某種價值凌駕于其他價值之上。但若無必要的一致性﹐過度多元主義又將造成社會疏離和分裂﹐乃至滑向虛無主義。整個社會呈現出巨大的悖論﹕若重返一元共識論﹐稍不節制便會滑向專制或極權﹔而放任多元主義﹐又會消解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協同。

  因此正確認識多元共識﹐推動中國現代化轉型之路就在於﹕堅持中華民族整體利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與此適配的核心價值體系﹐正視改革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批判性地提出真問題﹑元問題﹐培育公共討論與多元共識的充要條件﹐為公共討論提供充分的事實基礎和足夠的公共討論空間﹐不悖公共性而持續反哺之﹔打造多元共識形成機制﹐並將之納入國家治理體系﹐構建起“同心圓”﹑鞏固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助推國家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回應性監管”搭建起多元共識和“同心圓”的國家治理機制

  近年來﹐以“行政約談”為前置手段的“回應性監管”﹐已經成為互聯網治理常用的方式之一﹐也成為了政府回應社會訴求和及時採取行動的有效舉措。從理論上看﹐“回應性監管”應當依循“執法金字塔”自下而上的邏輯次序拾級而上﹔從實踐上看﹐如果行政約談能夠實現規制合規目的﹐則可避免後續正式處罰後果﹐否則執法懲戒手段將逐級遞增趨向嚴苛。

  在此過程中﹐“回應性監管”建立起了“政府和政府之外組織間的合作”﹐通過保證各個監督主體應有地位﹐提高各個監管主體的能力﹐形成社會共治的監管格局﹐建立起了以治理組織網絡為基礎的對話平臺。“回應性監管”成功對外傳遞了合規邊界的信息﹐並通過逐級遞增的懲戒手段搭建起了邊界清晰﹑持久的法定化框架﹐為建構多元共識形成機制提供了制度化解決路徑﹐推動多元共識的廣泛生成。

  當前﹐我國各級政府高度重視監管的回應性﹐並突出了“事前”的預防性監管和“事中”及時性﹑有效性處置﹐這不僅有利於有效防範突發性重大事件的發生和蔓延﹐也有利於及時化解和處理各種衍生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為形成動態共識﹑構建“網上網下同心圓”提供了生動實踐。

  誠然﹐規制空間“碎片化”﹑執法資源欠缺以及執法責任的平臺化趨勢等諸多本土因素的疊加﹐使得“回應性規制”工具在互聯網監管實踐中呈現出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但是基於當下不斷變化的國際國內環境和技術創新的條件﹐通過牢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監管理念﹐以互聯網新技術的充分運用為基礎﹐進一步深入推進大部制改革等﹐不斷創新和完善各種回應性機制﹑豐富各種回應性策略和方法﹐我們有理由相信﹕互聯網作為當前社會的“最大變量”﹐必將成為助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大增量”。

  (光明網記者秦超﹐綜編自光明網和《中國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2期。)

[ 責編﹕李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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