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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成熟的司法改革需要有更為充分的理論準備

2018-06-27 09:57 來源﹕法制日報 
2018-06-27 09:57:23來源﹕法制日報作者﹕責任編輯﹕秦超

  作者﹕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陳瑞華

  奉獻給讀者的這部《司法體制改革導論》,是我研究中國司法改革問題的初步成果。

  屈指算來,我國的司法改革運動已經進行了二十餘年。說來也是令人感慨,我國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構建了一整套司法制度,卻要再用數十年的時間對其進行改革。在這一方面,我國的司法改革與經濟改革具有相似的命運。最初的司法改革是從訴訟程序和證據規則方面入手進行的。這便是發生在世紀之交的“審判方式改革”運動。後來,改革決策者發現我國司法制度中的問題並不僅僅出現在訴訟程序上面,而更主要的屬於“體制問題”,於是就有了最高法院連續推出的數個“五年改革綱要”,有了2003年中央司法改革領導小組的設置,也有了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各自推出“司法改革”方案的現象。這種改革儘管也觸及到了這些部門的機構設置﹑行政管理以及司法人員准入和獎懲機制等問題,但仍然屬於各部門內部管理機制的調整,帶有明顯的技術性。2014年,隨著新一輪司法改革的啟動,最高層成為司法改革的直接主導者,一系列真正涉及司法體制的改革方案得到全面推行。這一輪改革以“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作為兩條基本線索,包含了諸如“省級以下法院﹑檢察機關人財物收歸省級統一管理”“司法責任制”“員額制”“審判中心主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課題。自此以後,我國司法制度的整體面目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省級法官﹑檢察官遴選(懲戒)委員會開始構建並運作,地方兩級法院﹑檢察院的財政經費逐漸交由省級財政統一劃撥,跨行政區劃的法院在一些地方開始出現,最高法院設置了六個“巡迴法庭”。而“員額制”的推行,則更是導致法院﹑檢察院內部出現司法人員﹑司法輔助人員以及司法行政人員的專門配置,其中作為司法人員的法官﹑檢察官,不僅人數明顯減少,而且素質有望得到提高。

真正成熟的司法改革需要有更為充分的理論準備

  改革呼喚著新的法律理論。這一輪司法改革儘管在制度層面上作出了大量創新,但也暴露出理論準備嚴重不足的問題。例如,以“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為指引的諸多改革舉措,第一次挑戰了那種對“審判權獨立行使原則”的權威定義,體現了“裁判者獨立審判”的精神,首次將法院的司法行政管理權與司法裁判權予以分離。自此以後,那種動輒將我國審判獨立概括為“法院獨立”的觀點,顯然已經不合時宜了。但是,改革決策者對上下級法院在司法行政管理方面具有“垂直領導關係”的定位,又不可避免地影響上下級法院的“審級獨立”。又如,司法責任制的推行,固然有望終結那種院長﹑庭長審批﹑簽署裁判文書的實踐做法,實現了“讓審理者裁判”,但也由於對“讓裁判者負責”的過度強調,使得法官﹑檢察官承擔極為苛刻的辦案責任追究,這種動輒強調“終身問責”“責任倒查”的司法責任制,會迫使法官﹑檢察官與案件結局直接發生利害關係,進而對法官﹑檢察官獨立行使司法權產生消極影響。再如,省級以下法院﹑檢察院人財物收歸省級統一管理,固然有助於實現司法權的“去地方化”,但也帶來一些難以迴避的憲法難題。因為按照這一改革,省級法官﹑檢察官遴選委員會有權決定法官﹑檢察官的“入額”,也就是決定誰來享有審判權和檢察權。

  更為嚴峻的理論挑戰還是來自國家監察體制的改革。本來,按照我國的憲法體制,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與法院一起行使司法權。檢察機關對國家工作人員行使法律監督權的方式有兩個:一是通過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行為的刑事追訴,來糾正和懲罰其違反刑事法律的行為,以維護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二是通過對偵查機關﹑法院﹑執行機關訴訟活動的法律監督,來糾正其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行為,以維護程序法的有效實施。前者帶有“一般監督”的性質,後者則具有“訴訟監督”的特徵。但是,隨著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推進,職務犯罪偵查權和行政監察權一起,被統一納入監察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檢察機關失去了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行為進行立案偵查的權力,這將意味著檢察機關的一般監督不復存在,所謂的“法律監督”可能主要變成針對立案﹑偵查﹑審判和執行活動的“訴訟監督”。當然,隨著民事檢察和公益訴訟制度的逐漸興起,檢察機關對行政機關的監督可能出現一些新的模式。所有這些制度層面的變革,都屬於前所未有的制度創新,也都需要有新的理論來加以解釋。

  本書的寫作歷經了十五﹑六個年頭,對司法改革的一些理論問題做出了初步的討論。本書分三個部分,分別討論了司法改革的宏觀問題﹑法院改革問題以及公檢法三機關的法律關係問題。在本書第一部分,筆者討論了司法權的性質,對法院改革的兩個理論基點進行了反思,並對檢察制度﹑司法行政制度的改革進行了分析﹑評論和預測。在第二部分,本書分析了我國法院改革所面臨的困境,結合司法責任制的推行,提出並分析了法官責任制度的三種模式,結合審判委員會制度﹑承辦人制度以及合議制的運行實踐,反思了司法裁判的行政化問題,並預測了司法行政管理與司法裁判職能的分離問題。在第三部分,本書圍繞著“審判中心主義”和“庭審實質化”改革問題,反思了我國公檢法三機關的“流水作業”模式,分析了我國存在多年的“偵查中心主義”訴訟構造,討論了未曾受到觸及的“新間接審理主義”模式,還以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運行效果為範例,全面評論了我國刑事訴訟的縱向構造模式。考慮到改革決策者特別強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重要性,並將其適用範圍擴展到那些可能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因此,本書對這一制度進行了理論上的反思,討論了刑事訴訟程序全流程簡化的改革問題。

  當然,對於我國司法制度中的很多問題,本書儘管作出了評論,卻並沒有給出可行的改革方案或出路。本書更願意將司法制度改革問題作為一種經驗事實,也作為一種研究對象,試圖發現和揭示制度背後的制約因素。真正成熟的司法改革需要有更為充分的理論準備。面對這一輪司法改革倉促而行的“頂層設計”,法學界有識之士應當對其作出獨立的理論評價,並針對改革推行中出現的問題,及時地進行經驗總結和教訓整理工作,爭取在對司法改革進行跟蹤觀察的同時,提出一種具有解釋力和預測力的司法改革理論。唯有如此,法學界才能作出應有的理論貢獻。

  (此文節選自《司法體制改革導論》的序言)

[責任編輯: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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