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學問是自己的生命所在

2018-07-02 10:33 來源﹕中國文化報 
2018-07-02 10:33:58來源﹕中國文化報作者﹕責任編輯﹕秦超

  作者﹕著名美學家﹑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葉朗

  很多從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畢業的學生說﹐祗要在北大上了大學﹐身上就會打上北大的烙印﹐一輩子都抹不了。我想﹐這種烙印﹐主要是指精神影響﹐精神追求﹐包括志趣﹑愛好﹐以至整個人生境界。反觀我自己﹐也是如此。

  在北大當學生﹐後來在北大工作﹐我感到北大有一種人文傳統﹐有一種精神氛圍﹐在這種傳統和氛圍的影響下﹐不論是老一輩的學者﹐還是年輕的學子﹐都有一種強烈的學術的渴望﹑學術的熱情﹑學術的追求。這種學術的渴望﹑學術的熱情﹑學術的追求﹐包含著一種人生觀﹑價值觀﹐就是把學術研究看作是自己精神的依托﹐生命的核心﹐把做學問看作是自己的生命所在。這種氛圍對我有很深的影響。

  我講兩件事來說明這一點。一件事是1958年﹐全國農村開展人民公社化運動﹐北大哲學系請了北京大興黃村人民公社的一位主任來做報告。報告內容是講他們原來的高級社遇到了種種矛盾﹐不能解決﹐祗有進到人民公社才能解決這些矛盾。這個報告是論證人民公社的必然性。這位公社主任用了豐富的材料﹐講得十分生動。有一位北京市的領導同志也參加這個報告會﹐他在報告會最後講話說﹐你們看﹐現在的哲學家並不是在書齋中做學問的學者﹐而是像這位人民公社主任這樣的農村幹部﹐他們善於在實際生活中分析矛盾﹑解決矛盾﹐這才是哲學家。當時我們都覺得這位領導同志講得很對。馮友蘭先生也來聽報告了﹐他也覺得這位領導同志講得很對﹐不過他補充說﹐現在的哲學家當然是這些公社幹部﹐但是像哲學史﹑邏輯學這些學問還是要有人搞﹐我們這些人就可以搞這些學問。當然我們不能稱為“哲學家”﹐我們可以稱為“哲學工作者”。這話傳出去﹐有人就說﹐你看﹐像馮友蘭這樣的資產階級教授還是不願意退出歷史舞臺。在我們今天看來﹐馮先生這個話正好說明﹐他是把做學問看作是他的生命所在﹐不做學問﹐他的生命存在就沒有意義了。

  再一件事也是上世紀50年代﹐當時歷史系有一位研究生(現在也是有名的學者)﹐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能畢業分配工作﹐所以他就留在學校裡干些打雜的事﹐系裡有下鄉勞動的任務一般都派他參加。但他在這種環境中依然做他的學術研究。在鄉下他白天參加勞動﹐晚上就做研究。據歷史系的人說﹐他的研究成果用很端莊的小楷寫了一本又一本﹐都達到了可以馬上送出去出版的水平。這個且不說﹐最特別的是每當他聽說有關部門準備給他摘掉右派帽子的時候﹐他馬上就在系裡找個事端大吵大鬧﹐大吵大鬧是為了給人“表現不好”的印象。這樣﹐有關部門就不好給他摘掉右派的帽子了。經歷過當時那段歷史的人都明白﹐戴右派帽子就會被人另眼看待﹐滋味極不好受。那麼他為什麼不願意摘去右派的帽子﹖這不奇怪嗎﹖原來一摘去右派的帽子﹐他就要畢業分配工作﹐要離開北京﹐而他研究的資料都在北京﹐當時沒有現在這樣的互聯網﹐一離開北京就無法繼續研究了。這就是說﹐為了做學術研究﹐他寧願戴著右派的帽子。當然﹐隨著歷史情況的變化﹐他後來還是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分配了工作﹐成了一位很有成就﹑很有名的學者。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這個例子說明﹐對於北大的一些學生﹐對於北大的一些學者﹐做學問﹐真正成了他們的生命所在。

  我講這兩件事﹐是想說在北大形成了一種人文傳統﹐形成了一種精神氛圍﹐在這種傳統和氛圍的影響下﹐北大的很多人﹐從大學者到年輕的學生﹐都把學術研究﹑把做學問看作是自己生命的核心﹐看作是自己的生命所在。

  我進了北大﹐也深受這種傳統和氛圍的影響。1955年進北大時﹐中央號召“向科學進軍”﹐我們心中都以將來成為一名學者作為自己的目標。接著又遇上美學大討論﹐使我愛上了美學。但很快就是1957年“反右”﹐1958年“紅專辯論”﹐做學問﹑“成名成家”成為資產階級世界觀的表現﹐要受到批判。但是這種政治空氣依舊改變不了北大的精神傳統對我的影響。1958年﹐我們北大哲學系全系師生下鄉參加人民公社化運動﹐一共去了九個月﹐在此期間﹐我心裡還是關注學術方面的動態﹐聽到一點學術的消息(不論是哪兒來的)就興奮。放假時我留在鄉下﹐但是很多同學回學校度假﹐我就託他們買學術方面(美學方面)的書。畢業後留校工作﹐我也是利用一切機會讀書﹑做研究。由於1958年因為追求“成名成家”受過批判﹐所以我留在系裡祗能做一些打雜的工作﹐例如編一些資料等等﹐但我自己的追求依舊是做學問﹐要研究中國美學和中國藝術。祗要有時間就讀書﹑寫文章。當時我寫了不少文章(例如論葉燮的文章)﹐雖然多數都不能發表。在當時的空氣下﹐這是“越軌”的行為。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在房裡看書(我當時是住集體宿舍)﹐系裡一位老師一進來見我在看書﹐臉色馬上就變了﹐我當時的感覺是﹐我在幹什麼壞事﹐被他發現了。幹什麼壞事呢﹖就是堅持走“白專道路”。這就是當時的空氣﹐現在的年輕同學是很難想象的。

  今天想來﹐“白專道路”也好﹐“成名成家”也好﹐這些指責﹐在我身上﹐其實是一種學術的渴望﹐學術的熱情﹐學術的追求。正是有了這種學術的渴望﹐學術的熱情﹐學術的追求﹐所以在改革開放即大家說的“學術的春天”到來的時候﹐我很快寫出《中國小說美學》《中國美學史大綱》《美在意象》等學術著作﹐並為推進北大的人文藝術的學科建設(哲學系﹑宗教學系﹑藝術學系﹑藝術學院)和推進整個社會的美育﹑藝術教育﹐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做了許多工作。我想﹐這就是北京大學的人文傳統和精神氛圍在我身上打下的烙印﹐把學術研究看作是自己的精神的依托﹐生命的核心﹐把做學問看作是自己的生命所在。

  北大人文學科的老一輩學者的學術研究﹐往往是一種純學術﹑純理論的研究﹐而不是一種應用性﹑技術性的研究﹐不是直接為瞭解決某一個現實問題的實用研究。這種純學術的研究﹐有可能在學科基本理論的核心區域孕育產生新的概念﹑新的思想乃至創建新的理論體系和新的學派。上世紀90年代﹐我曾聽到北大一位學者對記者的談話﹐他把自己的研究和湯用彤先生的研究進行對比。他說﹐湯用彤先生的研究是純學術的研究﹐如魏晉玄學﹑隋唐佛學的研究﹐而沒有針對當前現實問題進行研究﹐沒有對當前現實問題發表看法﹐而他自己則更關心現實問題﹐要對當前現實問題發表看法﹐言下之意他的研究高於湯用彤先生的研究。我當時就感到這位學者的談話帶有某種片面性。針對現實問題進行研究﹐針對現實問題發表看法﹐當然非常重要﹐應該大力提倡﹐但是人文學科以及社會科學學科的純學術研究﹑純理論研究同樣很重要。時代問題從來是理論思考的推動力和催化劑﹐但是歷史上很多大學者往往把時代的要求融入學理的思考﹐把時代的關注和學理的興趣統一在一起﹐致力於基礎理論﹑基本概念的思考和突破﹐從學理上回應時代的呼喚。一所世界一流大學﹐應該能夠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學科領域孕育和產生新的概念﹑新的思想﹑新的學派。這種新的概念﹑新的思想﹑新的學派﹐往往能對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文化和命運產生當時不可察覺的但後來是巨大的﹑深遠的影響。這類似于自然科學的基礎理論研究。對於一個學者來說﹐對於一所世界一流大學來說﹐這種學術的貢獻和理論的貢獻同樣應該提倡。

  1989年﹐我曾寫過一篇短文《我們要保持純理論的興趣》﹐我在文章中說﹐人往往要從物質實踐活動中跳出來﹐對於人生﹑人性﹑生命﹑存在﹑歷史﹑宇宙等等進行純理論的﹑形而上的思考。這種思考並不是出於實用的興趣(不以實用為目的)﹐而是出於一種純理論的興趣。因為這種思考和研究並不能使糧食和鋼鐵增產﹐也不能使企業增加利潤﹐但是人類仍然不能沒有這樣的思考和研究。所以亞裡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一開頭就說﹕“人類求知是出自本性。”這就是強調﹐人的理論的興趣是出自人的自由本性﹐而不僅僅是為了現世生活的需要。當代闡釋學大師伽達默爾也說﹕“人類最高的幸福就在於‘純理論’。”又說﹕“出於最深刻的理由﹐人是一種‘理論的生物’。”(《讚美理論》)文章說﹐有的人反對和排斥這種純理論的思考和研究。他們認為這種純理論的思考和研究脫離實際。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一些從事這種純學術研究的學者往往被扣上“脫離實際”的帽子。其實﹐這種指責是不正確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當然是正確的。但是﹐不僅人類眼前的﹑實用的﹑功利的活動是實際﹐整個人生﹑人性﹑生命﹑存在﹑歷史﹑宇宙也是實際。換句話說﹐不僅有形而下的實際﹐而且有形而上的實際。那些反對和排斥純理論思考的人﹐他們不承認或看不到這種形而上的實際。而他們之所以不承認或看不到這種形而上的實際﹐從根本上說﹐是因為他們只承認人是社會的動物﹑政治的動物﹑製造工具的動物等等﹐而看不到人同時還是有靈魂的動物﹐是有精神需求和精神生活的動物﹐是一種追求超越個體生命有限存在的動物﹐或者用伽達默爾的話說﹐是一種理論的動物。文章說﹐對於一個民族來說﹐能不能保持這種純理論的興趣﹐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發展這種純理論的興趣﹐乃是這個民族的精神文明水平的重要標誌。一個民族如果喪失了這種純理論的興趣﹐就會導致這個民族的文化﹑精神素質的急劇下降﹐那是十分危險的。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古老文明的民族﹐是一個有著偉大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民族﹐這樣一個民族﹐理應保持併發展純理論的興趣。

  在北大的人文傳統和精神氛圍影響下所形成的學術熱情和學術追求﹐就包含了這種純學術的興趣和純學術的追求﹐包含了對於人生﹑人性﹑生命﹑存在﹑歷史﹑宇宙等等進行純理論的﹑形而上的思考﹐包含了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學科的基本理論核心區域的思考和突破。我們在老一輩學者﹐如馮友蘭﹑熊十力﹑費孝通﹑張世英等人身上看到這種追求﹐我們在許多年輕學者身上﹐同樣也看到這種追求。

[責任編輯: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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