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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法系的開明性

2018-07-03 10:38 來源﹕檢察日報 
2018-07-03 10:38:48來源﹕檢察日報作者﹕責任編輯﹕秦超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馬小紅

  長期以來﹐學界關於“法系”的劃分一直眾說紛紜﹐比如有四大法系說﹑十六法系說等等。中國學界巨擘梁啟超接納並引進了四大法系說﹐即中華法系﹑印度法系﹑英美法系﹑大陸法系﹐他力撥當時國際學界對中華法系的誤解與歪曲﹐深為中國古人締造的法系而自豪。1904年﹐他撰文《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指出﹕“近世法學者稱世界四法系﹐而吾國與居一焉﹐其餘諸法系﹐或發生早於我﹐而久已中絕﹔或今方盛行﹐導源甚近。然則我之法系﹐其最足以自豪于世界也。”

  中華法系“最足以自豪于世界”的原因在於它所具有的開明性。所謂“開明”﹐《辭源》解釋﹐意為“通達事理”。正因為通達事理﹐中華法系在兩千年的發展中呈現出兼容並蓄的胸襟﹐即不固守一端﹐根據時勢﹐擇“理”而從。

  中華法系是兼容並蓄的產物

  眾所周知﹐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七雄逐鹿。奉行法家學說的秦國最終統一了各諸侯國﹐取得了勝利。統一的秦王朝依據法家的理論建立了一套完備的制度﹐其中以刑罰為主的律制最為完善。秦始皇自詡為“諸事皆有法式”﹐而時人稱秦政“專任刑罰”。漢人否定了秦王朝的嚴刑峻法﹐但並未完全拋棄秦制﹐漢初立法﹐丞相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漢代統治者顯然沒有因為王朝的更替而將秦制完全摒棄﹐而是審時度勢﹐取秦法中宜于時代發展的制度進行改造﹐制定了漢律。“宜于時者”便是漢初統治者認定的“事理”。漢武帝時“獨尊儒術”﹐開始了在儒家思想指導下﹐融合諸子學說﹐禮法合一的進程。儒家之“理”成為立法的根據﹐法律再也不局限於秦朝的“專任刑罰”﹐而是禮法並舉﹐以禮為主。在儒家思想指導下﹐禮樂的教化作用大大加強﹐法律不再僅僅是一個“懲惡”的工具﹐更是“揚善”的引導。既懲惡﹐又揚善﹐正是中華法系的突出特點。也許是旁觀者清﹐對於中華法系的這一特點﹐西方的一些啟蒙思想家常常提及。比如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在比較中西法律時說﹐法律在中國的作用比在西方更大﹐因為中國的法律不祗是“禁止”和“懲罰”﹐而且更有“引導”與“旌表”﹐這一點正與當下學界熱議的“軟法”不謀而合。一部二十五史在為帝王將相立傳的同時﹐竟然也為草民百姓﹐甚至是“不知其名”的無名氏闢出一席之地以表彰道德卓著者﹐法律的引導作用在旌表制度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古代中國﹐“懲惡”有朝廷的律法﹐這一點對於當下的人們來說並不陌生﹐改編為電影﹑電視劇的古代公案傳奇故事幾乎都會說到朝廷的律法。但是﹐對於負有揚善使命的中國古代旌表制度﹐知道的人也許就不那麼普遍了﹐抑或現代人壓根就沒有把儒家所倡導的旌表制度視為法律。然而﹐還原古人的法律生活環境﹐旌表不僅是中華法系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與刑罰相比﹐其更是佔有主導的地位。正是因為有了旌表制度﹐儒家“以理服人”的王道才逐漸緩和了法家“以力服人”的霸道所帶來的尖銳的社會矛盾﹐為中華法系打上了王霸並用的烙印。禮法融合﹐以禮為主的中華法系的形成﹐表現了中國古代政治家的成熟和思想家的智慧﹐也說明了中華法系有博採眾家之長的強大的包容性。由春秋戰國時期的兩個對立的學派﹐發展到漢代時的相互融合﹐以至形成以兼容並蓄為特徵的中華法系﹐正是中國古人“通達事理”的產物。

  中華法系是仿效自然的產物

  自然界的萬物有序﹐博大和諧為中華法系提供了最好的效法模式。相信“天行有常”的自然規律﹐是中華法系在發展中吐故納新﹑代代相繼﹑不斷完善的重要理論基礎。因為崇敬自然﹐中華法系較早地擺脫了神權的籠罩和控制﹐將對人的關懷置於了至關重要的地位。“民本”“明德慎罰”“疑罪從輕”“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等法律主張數千年一脈相承。中國古人將人類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將遵守自然之道視為天長地久之道。史書中記載的最古老的法令不是神授的條款﹐而是聖人仿效自然設立的維護自然﹑順應自然的規範﹐“神農之禁﹐春夏之所生﹐不傷不言”。對自然的效法﹐使中華法系的內容博大精深﹐自然中的陰陽消長﹐不僅促使中華法系禮法兼備﹐而且促使教化與刑罰在法的體系中協調並存。自然的無窮變化卻又萬變不離其宗﹐促使中華法系因時﹑因勢而變法卻又始終堅持對善法的追求。自然對萬物的哺育與一視同仁﹐使人們感悟到“上天有好生之德”﹐中華法系中的恤刑﹑錄囚﹑死刑復奏等帶有儒家仁政色彩的制度因此而出現。

  中華法系的開明性還體現在它對執法“平等”的追求上

  無論是以儒學經典為主要考試內容的科舉制度﹐還是法家所強調的治國理政“刑無等級”﹐以至後來廣泛傳播的民間俗語“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等﹐都是在古代社會的前提下﹐所能達到的最大限度的平等。中國古代的“王法”﹐除皇帝外﹐對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立法上的親親﹑尊尊的等級規定﹐並不妨礙執法上的平等。儘管不同身份的人在法律上享有不同的權利﹐負有不同的義務﹐但是“違法必究”卻是全社會的共識。朝廷高官﹑封疆大吏﹑皇親國戚﹑王公貴冑﹐祗要作姦犯科﹐觸犯了法律﹐便有可能淪為階下囚。扶弱抑強﹑執法如山的清官﹑循吏永遠是人們歌詠的對象──這種歌詠絕非單純是人治思想的反映﹐因為人們頌揚清官﹑循吏的主要內容是他們在法律與豪強博弈時選擇了法律而不是權勢。當宋代清官包拯打開開封府衙的大門﹐允許有冤情的百姓直接到開封府堂上陳述曲直時﹐“貴戚官宦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而百姓卻拍手唱道﹕“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包拯斬駙馬為民女伸冤﹑斷陰陽案等傳說﹐雖出自文學虛構﹐但它的廣泛而持久的流傳卻反映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平等觀是何等的深入民心。當明代的縣令海瑞將上司胡宗憲之子的奢靡之資沒收入國庫時﹐身為總督的胡宗憲對這位剛直不阿的下屬也祗能隨之聽之﹐無可奈何。海瑞認為﹐“道理法度”要求法律“與其曲小民﹐寧曲鄉宦”。即在法律面前﹐小民應該得到更多的保護﹐而官宦鄉紳應該受到更多的約束。這也是當海瑞去世時﹐為什麼會出現“小民罷市”﹑沿江夾道穿著孝服為海瑞出喪的感人情景的原因﹐史書這樣生動地描述了當時的情景﹕“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把酒灑在江中)而哭者百里不絕。”當西方中世紀貴族莊園制下的農奴連法庭都無權踏入的時候﹐生活于中國的普通百姓卻可以攔轎告狀﹑擊鼓鳴冤﹐甚至將冤情直訴于朝廷或皇帝﹐在古代社會中﹐這種制度可以說是一種開明的表現﹐因為它對於防止當時的冤獄濫刑有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中華法系的開明性曾使許多西方思想家﹑學者以為中華帝國的專制就是他們嚮往的“開明專制”。生活于18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魁奈在《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中寫道﹕“我從有關中國的報告中得出結論﹐中國的制度系建立於明智和確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執行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審慎地遵守這些法律。”而當今美國學者絡德睦在《法律東方主義﹕中國﹑美國與現代法》中更是直言道﹐雖然很多東方主義傾向將中國設想為“沒有法律的與缺乏主體性的”國家﹐但是“早期美國人的中國觀在很大程度上是讚許(中國)的。例如﹐托馬斯?傑斐遜將中國秉持的有節制的‘不交往’外交政策譽為年輕美國的理想選擇﹔而本傑明?富蘭克林則被儒學倫理及其‘對人類的絕佳影響’所吸引。事實上﹐在許多方面美國國父們對理想政府所持的觀點與儒家學說類似﹐畢竟﹐由富有德行的統治者與文人官僚統治的一個和平﹑穩定的農業帝國﹐無疑對這個年輕的國家(美國)具有巨大的誘惑力”。

  其實﹐即使今天﹐在法律的發展變革中﹐我們也可以時時感受到中華法系開明性所帶來的巨大效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律的快速發展及與國際接軌﹐正是中華法系兼容並蓄﹑擇理而從的歷史延續。

[責任編輯: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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