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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造就了文明發展的走向──20世紀初年歐洲歷史的反思

來源﹕《探索與爭鳴》2019年2期2019-05-15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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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李宏圖

  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創了世界文明歷史的新篇﹐在正負兩方面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歷史遺產。高漲的民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持續引發歷史悲劇﹐而以英法為代表的國家則在戰後走出了一條具有示範性的新文明發展道路。不同的國家走向了不同的文明發展道路﹐從而不同的民族﹑人群具有了不同的歷史命運。歷史學研究者必須思考﹑探討與回答是什麼造就一個民族文明發展的方向﹐從而避免悲劇的再度重演。

  關鍵詞﹕一戰﹔歐洲﹔民族主義﹔文明﹔發展道路

  一戰﹕時代的分水嶺

  當1914年8月一戰剛剛爆發時﹐英國外交大臣格雷望著窗外﹐情不自禁地說道﹕從此﹐歐洲的燈光已經熄滅﹐不會再重新點燃。(1)英國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也認為是“世界末日”的到來。即使參加戰爭的一些將領也意識到這是一場滅絕人類的戰爭和文明的湮滅。當代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將一戰稱為西方文明崩潰的起點。

  的確﹐這場戰爭超出了人們的預料﹐本來參戰者預計在聖誕節前即可結束﹐結果卻整整打了四年。戰爭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在一戰中﹐英國近80萬人﹑法國160萬人﹑德國180萬人傷亡。法國每3名軍人中祗有1人能毫髮無損地打完這場大戰。英國失去了整整一代人﹐50萬名30歲以下的男子在大戰中身亡。1914年從軍的牛津﹑劍橋學生﹐25歲以下者半數不幸為國捐軀。(2)因此﹐戰後面對如此慘重的損失﹐各個階層的人都不約而同地使用“崩潰”這樣的字眼來描述這一慘狀。

  一戰不僅祗是硝煙瀰漫的軍事衝突﹐更是世界各國走向不同文明成長道路的分水嶺。不同發展道路的差異自然會激發人們的思考﹐而哪些要素造就了不同文明發展的取向﹐也需要從全球的視野來進行考察。

是什麼造就了文明發展的走向──20世紀初年歐洲歷史的反思

  一戰的起源﹕“修昔底德陷阱”

  如果要揭示一戰及戰後諸多國家如何進行道路選擇﹐就需要回到一戰前的歐洲﹐考察導致一戰爆發的因素﹐以及戰後又有何種巨大的歷史慣性﹐如何制約著人們的決策與選擇。進而可以思考﹐一戰之後為什麼各國會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

  1936年﹐小說家瑞貝卡‧韋斯特在引發一戰的薩拉熱窩﹐站在市政廳陽臺上對其丈夫說﹕“我永遠都不可能搞明白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1)的確﹐當一戰剛剛爆發時﹐如同“烏雲密佈的天空中突然炸響的驚雷”(2)。由此﹐歷史學家展開了對一戰起源的研究﹐努力探究戰爭究竟為何而爆發。一戰後佔據主導地位的觀點就是德國應對戰爭爆發負責﹐因為德國主動選擇了戰爭﹐或者說德國人事先就策劃了此次戰爭﹐以圖打破歐洲其他國家對自己的孤立。(3)這一觀點當然有著歷史的依據。德國統一後從俾斯麥的“歐洲大陸政策”轉變為威廉二世皇帝的“世界政策”﹐著力發展海軍﹐要和英國﹑法國爭奪“陽光下的地盤”﹐確立自己的世界霸權地位。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德國全力進行軍事武裝﹑軍備競賽﹐全力準備一場新的戰爭。按照現在流行的術語﹐即是落入了“修昔底德陷阱”。

  然而﹐目前學術界開始修正德國應當完全承擔戰爭責任的觀點﹐從國際體系的視角來看﹐面對著變動的世界﹐如德國的崛起﹑奧匈帝國內部的民族獨立訴求等﹐歐洲諸國都在進行合縱連橫﹐確保自身的利益。一戰前歐洲出現了兩大陣營﹐一方是英國﹑法國﹑俄國的協約國﹔另一方則是德國﹑意大利和奧匈帝國的同盟國。正是從國家間多重關係這一維度出發﹐2014年﹐在一戰爆發100周年之際﹐劍橋大學教授克里斯多弗‧克拉克出版了分量厚重的新作《夢游者》﹐改變過去將一戰的爆發視為歷史必然以及德國挑戰英國霸權地位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比附之說。他指出﹐一戰前的一些因果關係的碎片﹐是如何在合適的時機匯聚到一起並引發了戰爭﹐這需要聚焦于導致戰爭的各種人的決策。在他看來﹐一戰是歐洲各國合力上演的一場悲劇﹐戰爭的所有參與者﹐無論是領導人﹐還是外交官﹑將軍﹐在一觸即發之際﹐都莽撞自負而又懦弱多變。他們不是狂徒也不是謀殺犯﹐而是一群懵懵懂懂﹑不知未來走向的夢游者(TheSleepwalkers)。1914年的主角們就是一群夢游者﹐他們懸著一顆心﹐但又視而不見﹔他們被自己的夢困擾﹐卻沒有一個人睜開眼去看看﹐他們將帶給世界的是一場怎樣的災難。因此﹐引發一戰的危機是各國政治文化交織在一起所導致的。這是一場多極化的事件﹐是一種大範圍內的相互影響。(4)實際上﹐這一新的學術見解後面隱含著一種歷史觀的轉變﹐它改變了以往的那種兩個強國必然走向衝突與對抗的歷史決定論。

  因此﹐一戰並非兩個國家爭霸的直接結果﹐而是參與各方短視甚至沒有主動行動所導致的後果﹐同樣也是沒有建立起一種有效干預機制的國際體系失控的結果。但也應該看到﹐在各方誤解甚至漫不經心的背後﹐似乎又有一種強大的力量在引領著人們的行動﹐推動走向衝突﹑走向戰爭。這即是強大的民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這一力量以前常被忽略﹐而在一戰爆發100周年的學術研究中得到重新挖掘﹐並成為學界對一戰起源研究的共識。因此﹐在這一意義上﹐一戰又並非是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在支配行動背後的思想觀念上積蓄已久。而隨著一戰的結束﹐新興民族國家也相繼形成。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奇特的悖論﹐民族主義發揮著推動帝國解體﹑形成民族國家的功能﹐但與此同時卻又導致戰爭。

  民族主義最早誕生於歐洲。18世紀法國思想家主要從政治維度來表達﹐將民族國家看作一種政治共同體﹐而非民族含義上的國家。這意味著民族國家中的民族含義尚未能從國家這一政治含義中解放出來。例如狄德羅的百科全書中還沒有“民族的”(national)這個形容詞。而這一缺陷則在德意志浪漫主義者那裡得到了補足。以赫爾德和莫澤爾為首﹐響亮地提出了“民族有機體”和“民族精神”這些概念﹐要發展德意志自身的文化。從此﹐以法國啟蒙思想家為代表的政治型民族主義和以德意志浪漫主義為代表的文化型民族主義成為近代民族主義的兩種潮流。(5)伴隨著文化民族主義﹐德意志打敗法國﹐獲得了統一。從此法德也就陷入民族主義的復仇循環之中。例如在法國﹐普法戰爭結束後﹐法國人一直處於對德國的民族復仇情緒中﹐要將失去的阿爾薩斯和洛林收復回來。作家戴魯萊德不停疾呼﹕“我們應將法蘭西還給阿爾薩斯-洛林﹐我們應將阿爾薩斯-洛林還給法蘭西。”“普魯士人慶祝節日時﹐他們為將來的征服而歡呼。我們這些昔日的戰敗者﹐應為希望而歡呼。戰爭奪走的一切將由戰爭奪回。”(1)法國歷史學家厄內斯特‧拉維斯在其主持編撰的《法國史》中﹐也將歷史研究的實證性和對祖國的崇敬與熱愛結合在了一起。(2)由於民族主義的高漲﹐民族利益至上的觀念佔據主導﹐當一戰爆發時﹐各國工人階級的領袖也隨即由國際主義者轉變為民族主義者﹐將原先還在高唱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改成“為保衛國家而戰鬥”﹐而法國的反戰領袖及社會主義者饒勒斯則遭到刺殺﹐可見民族主義的觀念是多麼強烈。

  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奧匈帝國治下的巴爾干地區民族主義也愈發高漲﹐塞爾維亞人提出“大塞爾維亞主義”﹐希望將塞爾維亞民族統一在一起。而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薩拉熱窩事件﹐刺客普林西普也是一個充滿民族主義情緒的青年。他就讀于塞爾維亞東正教學校﹐刺殺斐迪南大公事件後﹐在他哥哥的住處搜出“整整一個圖書館那麼多的貝爾格萊德出版的關於種族主義的書籍”。同時﹐奧匈帝國在一份調查報告中也指出﹕我們還不敢指責貝爾格萊德政府應對謀殺行為負責﹐但他們肯定有間接責任。在他們的領導下﹐民眾受教育程度一直不高﹐尤其是在塞爾維亞外交部當中的宣傳部門﹐他們多年來一直安排一些教授和寫手煽動輿論引發種族仇恨。(3)政府也一直鼓勵人民進行這種教育﹐並將謀殺看作種族文化的高尚行為。戰前﹐在整個中東歐地區﹐泛日耳曼主義﹑泛匈牙利主義﹑泛突厥主義等思潮廣泛流行。甚至在意大利﹐很多政治家也聲稱﹐要把意大利文明傳播到全世界。(4)

  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也發揮了重要影響。1859年﹐達爾文出版了《物種的起源》一書﹐他認為﹕在自然界﹐“物種”或“生命體”存在著“進化”過程﹐由於各物種之間存在著殘酷的“生存競爭”﹐因此通過“自然選擇”而使得“適者生存”。然而這一自然界的現象卻被一些思想家用於解釋人類社會的演進﹐由此發展出社會達爾文主義。法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拉普熱是典型代表。他相繼寫出《閃米特人﹐他的社會角色》《雅利安人﹐他的社會角色》和《種族與社會環境》等著作﹐認為“正是物競天擇的機制永無休止地調節著民族構成﹐並在普羅大眾中孕育著新的階層﹐決定著民族的生死存亡和興衰榮辱。物競天擇的命題是達爾文主義社會學的基礎﹑物競天擇學派的信條”。“各民族的誕生﹑存在﹑死亡與動物或者植物無異。一個民族和一個社會如同一個有機體﹐不斷經歷著生命的輪回。”(5)社會達爾文主義有三個最重要的要素﹐即決定論﹑不平等和選擇﹐而選擇意味著猶如自然進化一樣的優勝劣汰﹐甚至可以用屠殺﹑種族滅絕和戰爭的方式進行。正如伯恩哈德所宣揚的那樣﹐戰爭“不僅是生物學法則﹐而且是一種道德義務﹐同時也是文明中一種必不可少的要素”﹐是“締造生命的原則”﹐缺少了戰爭﹐人類將陷于“墮落”和“倒退”。施萊弗也說﹐“戰爭”是“一種提昇和激發人向上的力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1895年﹐施密特在《社會秩序及其自然基礎》中稱﹐戰爭之所以能成為“最高﹑最權威的生存鬥爭形式”﹐成為“人類的福祉”﹐就在於它能測度每個民族的相對力量﹐祗有那些最有生命力﹑最強健﹑最有效能的民族才能在戰爭中取勝。另一方面﹐戰爭可以提昇人的道德境界。索姆納稱“戰爭是人類存在的條件”(6)。不僅思想家們這樣認為﹐政治家們也持類似觀點﹐1895年﹐約瑟夫‧張伯倫宣稱﹕“我對這個民族──盎格魯-薩克遜民族﹐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統治民族──信心十足。這個民族自豪﹑堅韌﹑自信﹑果決﹐任何時候都不會因環境變化而退化﹐必將成為未來世界和普世文明的主宰力量。”(1)皮爾遜也說﹕“歷史證明﹐有一種方式﹐也祗有一種方式﹐能夠產生更高級的文明﹐那就是種族競爭﹐身心兩方面的強者生存。若想知道人類劣等種族是否能進化到更高水平﹐恐怕唯一辦法就是聽任他們互相厮殺﹐一決雌雄。”(2)一戰前﹐德國陸軍元帥小毛奇曾說﹕“人類最可尊敬的高尚品格是通過戰爭而揭示和顯露出來的。沒有戰爭﹐世界將陷入自私自利之中。”(3)

  由此可見﹐一旦民族主義思想﹑建立民族國家的訴求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結合在一起﹐將會多麼可怕。屠殺﹑戰爭將被認為只不過是民族成長和民族國家建立的自然進程而已。歷史就是如此詭異﹐但在當時﹐人們還沒有認識到民族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負面作用﹐仍然沉浸在民族主義對於民族國家建構所起的積極影響中。奧匈帝國的解體以及一系列中東歐民族國家的形成即是明證。但一戰血腥的歷史警示世人﹐過度地宣揚民族主義是多麼危險和可怕。直到二戰結束之後﹐歐洲的政治家們才痛定思痛﹐決心走上了一條抑制民族主義﹑超越民族國家的道路﹐這即是歐共體──歐盟的誕生緣起。由此才可理解﹐為什麼當今歐洲會對宣揚民族主義的極右翼分子保持高度警覺和嚴格防範。

  文明如何面對野蠻

  參加一戰後巴黎和會的經濟學家凱恩斯說﹐他們當中不管是好人還是壞人﹐關注的焦點都在於邊界和民族問題﹑均勢問題﹑帝國版圖擴張的問題﹐還有就是復仇﹐將戰勝國自己難以承受的經濟重擔轉嫁到戰敗國身上。(4)的確﹐面對戰後這一“千年之變局”﹐政治家們都將自己國家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沒有看清﹐它不僅表明了一種歷史的斷裂﹑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結構的生成﹐同時也預示著一種時代的緊迫性﹕如何面對各國處在不同發展階段﹑國家間實力此消彼長﹑體制差異極大的現實“世界”﹐構建一個穩定的國際體系﹐防止衝突與戰爭再度來臨﹔不同意識形態和發展取向的國家間如何並存相處﹐保持相互均衡﹐也即以英法為代表的文明體制如何與以德國法西斯為代表的野蠻體制共存﹐並且對其加以約束與改造。可以說﹐這是那個時代的新問題。對此﹐各國主政者也都沒有經驗﹐反而正是由於各國實行孤立主義政策﹐僅僅關注自身的利益﹐特別是英國的猶豫躊躇乃至退讓﹐帶來了更大的悲劇﹐留下了令人深思的歷史遺產。

  一戰之後﹐以英法為代表的文明國家看似獲得了勝利﹐戰後簽訂的《凡爾賽和約》為了防止德國的再度崛起而制定了非常嚴苛的條件。和約規定德國要承擔挑起戰爭的主要罪責﹐為此失去了它所有的殖民地和約15%的歐洲領土﹐並被要求賠償巨款給戰勝國﹐同時嚴格限制其軍事力量。但德國人卻從民族主義出發﹐認定這一條約是對德意志民族的懲罰。在民族主義的狂熱煽動下﹐凡爾賽和約沒能制約德國軍事力量的崛起﹐反而成為德意志民族巨大仇恨的來源。外交家伯恩哈特‧馮‧比洛在1920年寫道﹕“這條約荒謬無理﹐許多條款根本不可能執行﹐我們必須利用這一點來推翻整個凡爾賽和平。”(5)正是在這一強烈的民族復仇氛圍下﹐德國一步步走向了法西斯的極權體制﹐進入人類歷史上最為野蠻的時刻。而這一新體制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歷史的走向﹐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於是我們看到20年後德國發起了新的戰爭﹐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二戰只不過是一戰的繼續﹐是一場新的“三十年戰爭”。

  不僅僅是德國走向了野蠻之路﹐整個歐洲都開始走向霍布斯鮑姆所說的“極端的年代”。他總結道﹕“1918─1920年間﹐歐洲有兩國的立法議會遭到解散﹐或不再行使職權。到了20年代﹐這個數字變成6國﹔30年代變為9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佔領之下﹐又有5國憲政宣告失敗﹐簡單地說﹐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裡﹐唯一不曾間斷﹐並有效行使民主政治的歐洲國家﹐祗有英國﹑芬蘭(勉強而已)﹑愛爾蘭自由邦﹑瑞典和瑞士而已。”(1)“縱貫整個大災難時代﹐政治自由主義在各地面臨撤退﹐到1933年希特勒登上德國總理寶座之際﹐自由陣營敗退之勢更加劇了。”(2)

  面對這一反自由與反文明的極權化統治體制的不斷擴展﹐是進行有效阻遏還是放任從而給予其更大的發展空間﹐這個問題尖銳地擺在戰勝國的面前。此時的戰勝國有兩個權力中心﹐一是新崛起的美國﹐二是在一戰中損失巨大的英國。因此﹐它們的認知﹑心態﹑行動以及戰略思考﹐就成為影響世界歷史特別是文明發展走向的關鍵性要素。

  對美國而言﹐世界的權力中心開始從歐洲轉向美國﹐其實早在一戰前的19世紀末就已經顯露。1890年﹐美國的工業總產值已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到1910年﹐其工業總產值基本上和英國﹑法國﹑德國這三個歐洲工業強國相等﹐可見其經濟實力發展之迅猛。在一戰中﹐正是因為美國的支援﹐以英法為首的協約國才打敗了以德國為核心的同盟國。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又呼籲建立國際聯盟﹐他說﹕“為了大小國家都能相互保證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必須成立一個具有特定盟約的普遍性的國際聯盟”(3)﹐其目的是解決戰後的國際衝突﹐確保和平。1920年1月10日﹐國際聯盟成立﹐美國總統威爾遜任主席。可是﹐儘管歐洲大國已無力支撐起歐陸均勢與和平﹐但傳統大國地位的殘留心態﹐使它們還無法全面承認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格局。加之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對此也不能共同響應﹐同時美國本身也沒有做好成為世界領袖的各項準備﹐參議院居然沒有批准參加國際聯盟﹐因此國際聯盟沒能獲得應有的支持而不能真正起到作用。也就是說﹐在一戰後重建的國際秩序中﹐嶄露頭角的美國還沒有能力制約法西斯體制的興起﹑引領文明世界的發展。同樣﹐歐洲的這些民主國家也沒有聯合起來建立能夠發揮作用的國際性機構。祗有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經歷了更為慘烈的陣痛後﹐人們才迫切地感到必須建立起制約戰爭﹑保障和平的國際性機制﹐於是聯合國這一國際性機構才得以建立﹐成為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在歐洲﹐祗有以英法為代表的民主自由國家可以充任遏制法西斯興起的重要力量。可是由於一戰過於慘烈的犧牲﹐這些國家失去了原先的樂觀和自信。戰爭的危害不僅體現在具體有形的損失上﹐其所帶來的恐懼也嚴重影響了民眾的心態和情緒。特別是在英國﹐19世紀的時候﹐大部分英國人對未來充滿自信﹐他們相信從啟蒙思想家開始就提出的進步理念﹐未來一定會比現在更好。在19世紀的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完全有資格確立這樣的自信。日不落帝國建立﹐全世界的財富在向英國流淌﹐英國人雄踞于世界之上。但1914─1918年的戰爭不僅使“日不落帝國”開始衰落﹐同時在心態上也徹底擊碎了原先的自信。因此﹐我們才可以看到﹐戰後的二三十年代﹐英國的領袖們希冀以不惜一切代價維持和平的方式﹐解決上次大戰所帶來的直接傷害。正因為抱有和平的幻想﹐加之民眾對戰爭的厭倦﹑和平主義運動的展開﹐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後來英國對德國的“綏靖政策”。1938年英國首相張伯倫對希特勒妥協退讓以防止戰爭。當張伯倫回到倫敦時﹐得意忘形地宣稱﹐從此之後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事實上﹐這一次對德國法西斯的妥協鑄成大錯﹐不僅沒有帶來和平﹐反而縱容了德國的侵略﹐導致德國不受限制地迅速擴張﹐最後演變成第二次世界大戰。

  因此﹐在一戰後﹐如何與野蠻國家相處﹐並且制約與改造其野蠻性﹐將其轉化為文明世界的成員﹐就成為值得反思的歷史遺產。丘吉爾在1938年的一段話也許將給予我們啟示﹕如果聽任德國為主的野蠻力量肆意擴張﹐“文明將不再延續﹐自由將難以圖存﹐和平將難以為繼﹐人民唯有廣泛聯合起來捍衛家園﹐拿出保家衛國的氣概﹐讓那些野蠻落後的勢力在我們面前戰栗﹐舍此別無他法”(1)。

  文明的新進展

  如果說上文所述是一戰後留給人們反思的負面遺產﹐那麼﹐歷史也同樣留給後人值得肯定的寶貴資源。以英國為例﹐可以觀察到戰後以英法為代表的文明發展道路的取向。

  戰後的英國﹐儘管打贏了戰爭﹐但在國內事務上面臨著不少困境﹐一是婦女選舉權所引發的民主化的訴求﹔二是久已存在的國內矛盾﹐特別是對工人階級以及下層民眾權利的社會承認。也就是說﹐如何解決下層民眾的“身份權”問題﹐使其獲得權利上的基本承認。

  17世紀以來﹐英國走上了現代化發展道路。其文明發展模式的核心是確立起自由的體制﹐但作為大眾參與的民主卻遲遲沒有實現。特別是婦女的權利更遭到忽視。早在戰前﹐婦女就已經為自己的政治權利而進行鬥爭﹐但是在那時人們的思想觀念中﹐還不能接受女性獲得政治權利﹐走出家門和男人一樣參加到公共活動當中。當時的人們﹐包括社會精英和新近成長起來的企業家階層﹐都把婦女看成僅僅承擔家庭職責﹑相夫教子的角色。企業家階級更把女性的任務定義為在家中營造一個寧靜的港灣﹐以供男人回家休整歇息。正是由於社會對女性的角色定位﹐當以英國的潘克豪斯特為代表的婦女為自己的政治權利而進行鬥爭時﹐整個社會不能理解也不給予支持。政府當局甚至將她們的遊行示威視作暴亂。當戰爭爆發後﹐男人都走上前線﹐而婦女則承擔了後方沉重而繁雜的工作。還有一些女性也走上前線。可以作為證明的是﹐在一戰的宣傳畫中有大量展示婦女風貌和精神狀態的內容。可以說﹐英法等國的女性也為一戰的勝利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戰後的1918年﹐英國率先宣佈﹐30歲以上的婦女獲得選舉權。從此﹐這些女性和男性一樣可以參與公共生活﹑參與到國家政治建設的過程中。而這一變化在人類歷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它標誌著從此自由和民主實現了結合﹐實現了政治體制的一次全新跨越。

  另一方面﹐從19世紀中期開始﹐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展﹐社會不平等也日益加劇。以法國為例﹐據法國學者皮凱蒂研究﹐1800─1810年間﹐前1%的人群佔有國民財富的45%─50%﹐這一比重在1850─1860年超過了50%﹐1900─1910年間達到了60%。從空間上看﹐財富主要集聚于巴黎。1900─1910年間巴黎僅居住著全國1/20的人口﹐卻佔有著1/4的總財富﹐財富集中程度很高﹐而且在一戰前的10年裡似乎還毫無節制地持續上昇。(2)英國的演變軌跡與法國相似﹐祗是不平等程度比法國還要高。1810─1870年間﹐前10%人群佔有財富的比重為85%﹐到1900─1910年間超過90%。而前1%人群佔有財富的比重則從1810─1870年的55%─60%上昇到1910─1920年的70%。英國的財富是高度集中的﹐而且在1914年之前沒有顯現出集中程度下降的態勢。(3)財富的集中程度如此之高﹐鮮明地體現了社會不平等的狀況。面對這一嚴重的社會不公﹐工人階級奮起抗爭﹐如英國在19世紀中期持續很久的憲章運動﹑法國的1848年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等。

  面對工人階級要求權利的訴求以及現有體制被推翻的危險﹐統治階級必須進行改革﹐逐步解決工人階級的權利實現問題。但主政者面臨著幾種不同解決路徑的選擇。第一種是建立起德國俾斯麥式的社會福利體系。俾斯麥執政時期率先在歐洲實行社會福利制度﹐而這一制度的基礎則是國家作為一種家長制的存在﹐同時﹐也保證著德國成為一個軍國主義國家。儘管對德國的社會福利安排有所肯定﹐但重視自己歷史文化傳統的英國﹐沒有去模仿建立如德國那樣的社會福利體制。

  第二種則是傅裡葉或馬克思所描繪的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的新體制。正如托克維爾在描寫1848年法國工人階級革命時所指出的﹐這場革命“不是一場騷亂﹐而是所有內戰中最可怕的一次﹐是階級反對階級﹑一無所有者反對有產者的戰爭”(1)。說到底﹐工人階級認為“世間財產的劃分是不公平的﹔所有權得以成立的基礎並不公正”(2)﹐要徹底摧毀這一體制﹐重建沒有私有財產的新體制。

  第三種則是馬爾薩斯等一些思想家提出的不需要給予工人階級救助的觀念。1798年﹐馬爾薩斯發表了《人口論》﹐事實上﹐他不是僅僅討論人口問題﹐而是從社會的視角來討論窮人救濟等問題。馬爾薩斯認為﹐當時普遍實行的《濟貧法》是錯誤的﹐它不利於限制工人人口增殖﹐反而會使貧窮人口得以繼續增加。伴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展﹐工廠勞動力大量短缺。因此﹐國家不應該救助窮人﹐相反﹐這些貧困者應該自己主動到工廠工作﹐成為資本的僱佣者﹐由此也就不再陷入貧困。實際上﹐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在本質上體現為窮人沒有得到救助的權利﹐他們應該通過自立來消除自身的貧困。

  第四種則為19世紀80年代興起的以錫德尼‧韋伯和比阿特麗斯‧韋伯夫婦為代表的費邊社﹐以及以托馬斯‧希爾‧格林﹑霍布豪斯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者﹐力主從保障個人權利的意義上對貧困人員進行社會救助﹐不僅將救助看成一種人的權利﹐而且認為這是國家的一項基本職能。每個個體的貧困都不能由個體本身來承擔﹐也無法通過私人性的救助來完成﹐承擔這一職能的祗能是國家。“我們必須有一個全國統一的機構來管理濟貧問題。”通過這一社會福利制度的安排﹐從而不僅解決個人的貧困問題﹐實際上也保障每一個人的權利﹐實現從機會平等到結果平等這一社會體制性的轉型。

  面對多種可能的道路﹐英國最終的選擇﹐猶如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所說﹕在不知道其他更好的一種體制之前﹐誠實的人們還是要站起來為他們理解的唯一的體制辯護﹐甚至為它而獻身。這個體制的核心就是自由﹑文明和財產。而這也是根植于英國自身歷史文化傳統之中的自然結果。17世紀思想家洛克提出“生命﹑自由和財產”﹐奠定了現代文明社會的基礎﹐以後的歷史展開無疑也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因此﹐在確保這些文明社會的原則與基礎不可動搖的前提條件下﹐為了彌合社會分裂﹑化解勞資衝突﹐英國開始走上通往社會福利國家的道路﹐落實工人階級的基本權利。國家出臺了一系列舉措﹐其基本目標是消滅貧窮﹐在生老病死方面保障無產階級的基本權利。這些舉措本質上昭示著權利的轉移﹐使原來處於社會底層的廣大人民也獲得了他們的基本權利。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福利國家的逐漸出現﹐也標誌著社會結構的轉型﹑社會資源的重新組織和再分配機制的重建。歷史學家將此概括為“福利革命”。如果將抽象的福利國傢具體化為工人工作環境的改變﹑住房條件的改善﹑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面﹐人們就會理解成為福利國家對於工人階級﹑對於一個社會意味著什麼。因此可以說﹐一戰後福利國家的出現標誌著二十世紀一次重要的社會轉型。在戰亂後的歐洲﹐以英法為代表的歐洲國家走出了一條具有示範性的新的文明發展道路。

  文明或野蠻﹕歷史如何抉擇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2018年是一戰結束100周年﹐在這兩個歷史的關鍵時間點﹐歐洲以及西方世界都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特別是在2018年這一特定的歷史時刻﹐法國總統馬克龍在一戰的紀念活動中公開表達﹐民族主義是對愛國主義的背叛﹐提醒人們警惕民族主義的再度抬頭。

  的確﹐站在21世紀的今天回望這段歷史會看到﹐一戰以及戰後所引發的世界性變革至今影響未消。從一戰到二戰所延續的歷史格局至今都還作為一種“結構裝置”而制約著人們。由此我們更需要對這段歷史進行深刻的反思。這種反思不僅僅是對戰爭結果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對20世紀初各國走向不同文明發展道路及其實踐路徑的反思。對此﹐我們既需要從時間上的“長時段”角度分析﹐也需要在結構上進行“總體史”的考察。

  應該看到﹐這種考察不再是一種實用主義式的﹑為了比附甚至解決當下的現實問題而進行的歷史研究。我們應該破除將歷史學看作有其直接現實意義的實用主義觀點﹐認為歷史學要以史為鑒﹐從歷史中找到解決今日所遇到的各種問題或困境的辦法。其實歷史學家對過去的研究不是為了直接解決當代的重要問題﹐而是要揭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為什麼人們會做出相應的選擇﹐從而展現歷史的複雜性﹐給人們帶來啟發。

  英國歷史學家麥克法蘭在談到英格蘭如何成為現代世界時說﹕我的論點是一種反目的論的﹐也就是說﹐歷史並不走向一個注定的目的地﹐世上也不存在一列我們大家必須攀爬的必然階梯﹐相反卻存在許多別樣的趨勢和陷阱。(1)他還說﹐英格蘭之所以能率先實現非凡的轉型﹐從一個農耕世界變成一個工業世界﹐是一組互相關聯的特點導致的結果﹐每一個特點都必不可少﹐但是任何一個特點都不是現代性的十足起因。(2)

  當代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也持相同的的觀點﹐認為歷史是由臨界點組成的﹐充滿了非線性結果和隨機行為。(3)正因如此﹐作為歷史參與者的人們才需要格外謹慎﹐需要不斷重溫過去的歷史﹐從中汲取營養﹐建立起正確的歷史觀﹐從而為我們的未來找尋方向。對此﹐尼爾‧弗格森在《文明》一書中作出了鮮明的表達﹕目前﹐世界在經濟﹑社會和地緣政治上都處於全球轉變期﹐此時我們迫切需要對歷史有一個深刻認識﹐沒有這種認識﹐我們將可能重復歷史的錯誤。(4)

  的確﹐我們需要回到20世紀初期的歷史進程中去﹐需要探討這一“前所未有的大變局”的歷史軌跡﹐如果把20世紀初年的歷史看成文明與野蠻分界開始的“時刻”﹐那麼是什麼力量造就了這一分野﹖如果追溯歷史進程﹐從19世紀英法完成工業化﹑成為龐大的帝國之後﹐一個穩定的結構似乎已經成型。可隨著歷史的行進﹐一個變動中的“世界”正在形成﹐或許可以說﹐一戰祗是這一變動所可能引發起的諸多衝突的一種﹐或者也可謂是種“側滑”。但一戰的出現卻打斷了原先的結構﹐也改變了原來歷史演進的內在邏輯和歷史進程本身﹐甚至影響了社會的心態和情緒。

  問題就在於﹐置身這一史無前例的變革之中﹐面對多種不同邏輯行進的力量﹐政治家們需要具有非凡的洞察和理解並作出抉擇。猶如一艘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船﹐究竟要駛向何方﹖如果說歷史是人們的選擇和創造﹐那麼是什麼要素在制約﹑影響其選擇﹐創造性資源與制約性要素分別有哪些﹔一旦當人們作出選擇﹐又如何能夠將整個社會“成功”地納入這一進程與結構之中﹖

  站在100年後的今天回望1919﹐不同的國家走向了不同的文明發展道路﹐從而造成不同的民族﹑人群具有了不同的歷史命運。對於歷史學研究者﹐除了感嘆之外﹐我們必須思考﹑探討與回答是什麼造就一個民族文明發展的方向﹐由此則可定位我們的未來﹐從而避免悲劇再度重演。

  (本文有刪節。參考文獻略。)

[ 責編﹕秦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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