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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報 2009年10月30日 星期五

    我的科教生涯

    作者﹕盧永根 《光明日報》( 2009年10月30日 03版)

        盧永根,1953年華南農學院畢業留校任教,1961年擔任丁穎教授科研助手到中國農科院工作,1965年回校任教授﹑華南農業大學校長等職。著名作物遺傳育種學家,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我1930年出生於香港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祖籍廣東省花縣(現廣州市花都區),父親是一個兼受孔孟禮教和西方現代教育影響的高級職員,母親則是貧苦農村家庭出身。在他們的影響下,我養成了勤奮好學﹑嚴格自律﹑嫉惡如仇,同時又勤儉節約的作風。

        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佔領了香港。日軍橫行街頭,百業凋零。父親也因此失業,我便開始了遠離大城市的清苦農村生活。在家鄉兩年多的逃難日子裡,我加深了對農村的瞭解和認識,同情農民,樂於同農民親近。這期間,父親曾託人捎來他親筆寫給我的兩句家訓“身勞苦學”;“既買鋤頭又買書,田可耕兮書可讀,半為儒者半為農”,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因為親眼看過日本鬼子的兇殘,體會過淪為亡國奴的苦楚,一種愛祖國和民族自尊的情感油然而生。

        1946年到1949年,在香港培僑中學讀高中的三年是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的重要時期,也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起點。這時正值內地進行解放戰爭,國內許多民主進步人士為擺脫國民黨迫害而紛紛移居香港。作為一個熱血青年,對祖國的命運自當不能袖手旁觀。於是,我先後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同志會”和中共地下黨。高中畢業,根據黨組織的決定,我回到嶺南大學昇學,迎接廣州解放。到1952年院系調整時,嶺南大學農學院與中山大學農學院合併為華南農學院,我便成了農學院農學專業的四年級學生。

        1953年8月從華南農學院畢業以後,我服從組織分配留校擔任作物遺傳育種學的助教,也由此開始了50多年的水稻遺傳育種研究工作。其間,我被選派參加了教育部在北京農大的遺傳育種進修班。當時正大力倡導學習蘇聯,學習“先進的”米丘林遺傳學,批判“反動的”﹑“唯心的”摩爾根遺傳學。此時北大有兩位全國知名的教授“屢批不改”地支持摩爾根遺傳學觀點,一位是雜交玉米專家李競雄,另一位是植物多倍體專家鮑文奎。鮑文奎先生提出的遺傳實驗觀點對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當時曾以他的觀點來考察當時《蘇聯農業科學》上刊登的許多文章,發現很多實驗個體少,實驗材料不可靠,對照不嚴密,這是不科學﹑不能令人信服的。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我也因“右派”言論給“揭露”出來轉回原單位黨委。其後,我並沒有“接受教訓”而改弦易轍,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於是在“文革”中又再次遭到批判和大字報圍攻。

        歷史是客觀的,最後,實踐證明了李﹑鮑兩位教授是正確的。這使我認識到一個科學工作者應該誠實﹑正直,堅持實事求是,敢於獨立思考,不趕浪頭。

        1952年院系調整,我認識了對我成才和畢生從事水稻研究起決定作用的丁穎院士。直到1964年10月他在北京逝世以前,我一直在他身邊工作,跟他出差到各地,跑遍了全國的稻區,親聆他的教誨,得到了許多教益。回顧50多年的科教生涯,我有幾點體會:要把教學科研工作看作一種事業;教師和科學工作者的魅力在於人格力量;教師和科學工作者也要講政治;要淡泊名利;要不斷努力學習。(盧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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