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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重生親父母﹐我是鬥爭好兒郎”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19-06-26 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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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壯麗70年 奮鬥新時代──記者再走長征路】  

  光明日報記者 王清彬 徐丹鹿 靳昊 孫晶晶

  1935年七八月份﹐一位因個頭高大而被叫作“劉高佬”的紅軍帶著隊伍﹐藏進了李盛發他們村後面的一個石洞裡﹐有時在﹐有時不在。

  “那時﹐我父親給他們做地下交通員。轉眼間﹐1936年春節快到了﹐‘劉高佬’就跟我父親說﹐能不能想辦法給他們買一點年貨﹐給戰士們過個春節。我父親問清楚買什麼後﹐就去街上買回了一隻雞﹑一條魚﹐還有幾斤豬肉。”6月23日﹐在廣東韶關南雄市油山鎮﹐70歲的李英成講述了父親李盛發幫“劉高佬”買年貨的故事。

  “年貨買回來後﹐‘劉高佬’對著大家說﹐你們看國民黨不是想封死我們嗎﹐今天是中國的傳統節日──春節﹐我們有老百姓的支持﹐照樣可以過一個‘好’的春節。”李英成說﹐“很久以後﹐我父親才知道﹐在那麼艱苦的環境下依然保持樂觀的‘劉高佬’原來是陳毅。”

  當時﹐對陳毅和他帶領的游擊隊來說﹐那個春節確實已經很“好”了。

  因為就在不久前的1935年11月份﹐國民黨為對活動在贛粵邊地區的游擊隊進行“清剿”﹐實行了封坑封山﹑移民並村的政策。

  “我們老百姓被迫遷走﹐後來﹐房子也都被燒掉了。國民黨只允許百姓初一﹑十五進山﹐還要進行嚴格盤查。我父親就利用進山的機會﹐裝作去砍柴給游擊隊送點吃的﹐或情報。陳毅還教會了我父親‘敲三下竹’進山的暗號。”李英成說。

  面對國民黨的“清剿”﹐陳毅帶領游擊隊想盡各種辦法在深山老林裡“極限”生存﹕沒有糧食吃﹐就挖野菜﹑摘野果﹑捕野物充飢﹔沒有房子住﹐就搭茅棚﹐或住山洞﹔缺少衣被禦寒﹐就靠相互的體溫依偎過夜。

  然而﹐隨時來臨的生命危險﹐對游擊隊來說﹐仍然猝不及防。

  1935年冬天﹐陳毅帶領游擊隊在油山一帶行軍﹐遭到伏擊。他鑽進林中迷失了方向﹐與游擊隊失去聯繫﹐加上舊傷復發﹐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暈倒了。

  “當年﹐我奶奶李桂花就是在這裡發現了昏迷的陳毅。”6月15日﹐在江西信豐縣油山鎮老屋下村﹐朱定生指著村旁竹林內的一小塊空地說。

  “我奶奶上山砍柴經過時﹐看見一個人倒在地上﹐還受了傷。就趕緊返回村裡找人把他抬回了家﹐藏到閣樓上養傷。”朱定生說。“當時大家都叫他‘大老劉’﹐我奶奶後來才知道自己救的是陳毅。”

  “劉高佬”“大老劉”都是陳毅的化名﹐但那時鄉親們甚至很多游擊隊員並不知道﹐但他們知道自己冒著危險幫助的是紅軍游擊隊。

  很多人為此獻出了生命﹐朱乙妹就是其中之一。

  1935年5月﹐項英﹑陳毅派油山游擊隊隊長李紹炳率兩名隊員去信豐油山上樂村召開反“清剿”鬥爭會議。這天黃昏時分﹐李紹炳一行正在村裡開會﹐反動地主林新球帶敵人悄悄包圍了會場……

  “那時﹐朱乙妹正背著一個3歲的小女孩﹐去後山挑水澆菜。突然發現了敵人﹐她就把水桶一丟﹐轉身往回跑﹐大喊﹕‘白狗子來了﹗白狗子來了﹗’正在開會的游擊隊員聽到喊聲﹐果斷從屋後門撤出上山了。”江西信豐縣委黨史辦主任莊春賢說。

  “隨後﹐林新球就將全村人集中在村前的草坪上﹐威逼大家交出通‘匪’的人。敵人立即用刺刀指著朱乙妹問﹕你這‘土匪’婆把‘土匪’藏到哪裡去了﹖‘你們才是殺人放火的土匪﹗游擊隊是好人﹐你們休想抓到他們﹗’朱乙妹義正詞嚴地反駁。”莊春賢繼續介紹﹐“敵人惱羞成怒﹐就把朱乙妹殺害了。”

  “我外婆背著的那個小女孩就是我母親﹐長大後她堂哥和鄉親們就給她講外婆的故事。我長大後﹐母親就講給我聽。”朱乙妹的外孫陳繼感說﹐“你看現在的生活﹐表明我外婆的血沒有白流。”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親父母﹐我是鬥爭好兒郎﹐革命強中強。”從1934年秋到1937年秋﹐贛粵邊3年游擊戰爭期間﹐紅軍游擊隊與人民群眾血濃于水的深情﹐在陳毅的《贛南游擊詞》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贛粵邊人民群眾之所以堅定地支持紅軍游擊隊﹐是因為早在創建蘇區時﹐紅軍就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權﹐使人民群眾翻身當了主人。他們深深懂得﹐紅軍游擊隊的艱苦鬥爭﹐是為了人民群眾。”莊春賢說。

  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贛粵邊紅軍游擊隊走出油山一帶的石洞﹐編入新四軍﹐為民族存亡﹐奔赴了抗日前線。

  記者手記﹕“跟著走”

  光明日報“記者再走長征路”贛閩粵三省小分隊的採訪活動告一段落。後邊會有更多同事走長征路﹑沿路採訪﹐給讀者講更多更精彩的長征和紅軍的故事。

  十幾天來﹐記者白天趕路﹑採訪﹐晚上到了駐地趕稿。鄉間小路或許泥濘﹐階上青苔更添濕滑。陰雨連綿時﹐一邊撐傘﹐一邊拍照﹐一邊記錄﹐遮不住的雨水打濕衣褲﹐繞不開的溪流沾濕鞋襪﹔驕陽似火時﹐沒處躲藏﹐汗水糊住了眼睛也顧不上擦一擦。第二天還要趕往下一站﹐雨濕汗濕的衣褲﹑鞋襪也來不及洗淨晾乾。有時等不及回駐地處理稿件﹐在路上就要寫稿﹑編稿﹐還有新媒體稿件﹑照片﹑視頻﹐更是要邊採﹑邊處理﹑邊發出﹐一切都是在路上﹑車上。

  這樣連踢帶打一個禮拜下來﹐疲勞感就來了﹕體能達到了一個限度﹐故事講得也有些雷同﹐詞句用得也差不多了﹐好像寫不出什麼新鮮東西了﹐這樣什麼時候是個頭兒……

  可是──紅軍呢﹖他們日行幾十里甚至上百里﹐沒有車坐﹐全靠腿腳﹔他們沒有給養保障﹐吃了上頓沒下頓﹔他們露宿在竹林﹑沼澤﹑曠野﹐還有墳場──然後他們還要打仗﹐還要跟敵人拼命啊﹐要眼睜睜看著身邊戰友一個一個倒下。打完仗﹐又是沒完沒了的行走。那會是怎樣一種情景﹐沒有胸中一股氣在﹐怎麼挺得下來﹖﹗

  甚至他們在最開始還不知道要往哪裡走﹐怎麼走。

  胸中那一股頂得住的氣是什麼﹖我們現在總結﹐那叫意志﹐那叫信仰。方向在哪裡﹖一個是北上抗日﹐還有一個﹐是為了全天下受苦人得解放。

  兩相比較﹐記者慚愧頓生。我們離那個年代﹑那群人﹑那些鋼鐵般的意志﹐有點遠了﹐我們迫切需要確定自己的方向。

  千言萬語一句話﹐長征是﹐我們現在也是──用鄧小平說過的三個字來總結﹐在黨的旗幟下﹐找准方向──

  “跟著走”。

  (光明日報廣東韶關6月25日電)

  《光明日報》( 2019年06月26日 03版)

[ 責編﹕孫宗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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