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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心理學在健康中國建設中的作用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20-02-07 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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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呂小康(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研究員﹑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強調﹐要“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在這一精神指導下﹐服務健康中國建設成為所有學科共同承擔的時代使命﹐心理學也應積極拓展參與健康中國建設的著力點與關注面﹐更為全面有效地助推健康中國戰略的實施。當前﹐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蔓延全國﹐對健康中國建設提出了新的緊迫要求﹐心理學更應及時發揮其多面手角色﹐全面參與健康治理﹐助力疫情防控。

  心理學發揮健康助推作用不能只關注“心理病人”與“心理健康”

  一提到心理學﹐人們往往首先聯想到心理健康。在《“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中﹐也明確提出要“促進心理健康”﹐其工作要點主要體現在針對所有人群的心理健康素養提昇和針對重點人群的心理行為干預與服務上。但促進心理健康祗是促進全民健康﹑提高生活質量的一個方面﹐心理學界如果只將視野局限於此﹐必將導致學科產出落後於時代需求。其實﹐心理學的健康助推作用﹐應當擺脫“以心理疾病患者作為主要工作對象”和“把心理健康作為主要結果變量”的思維定式。實際上﹐健康不僅指整體性的身心健康﹐還包括超越個體健康層面的組織健康和社會健康﹔與之對應﹐健康中國建設不僅針對少數心理疾病患者的心理健康促進或針對所有人的心理健康素質提昇﹐還包括針對所有社會成員生活行為方式﹑生產生活環境以及醫療衛生服務等所有健康影響因素的改進。其中涉及的每一項工作和每一個過程﹐都需要超越傳統心理健康服務的其他心理學知識與技術的參與。

  以健康扶貧為例加以說明。健康扶貧的工作對象﹐本身不是心理疾病患者﹐而是社會弱勢群體﹔健康扶貧的結果變量﹐主要是經濟學或社會學變量﹐如“兩不愁三保障”﹐尤其是基本醫療保障。表面上看﹐這些都與心理學無關﹐但要想達到這一目標﹐卻離不開心理學。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扶貧工作要“注重激發內生動力”“治貧先治愚”“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這裡的“內生動力”“愚”“志”“智”等﹐無一不是心理學變量﹐它們都是包括健康扶貧在內的所有脫貧攻堅工作的重要初始變量和中間變量。那麼﹐怎麼提高所有社會成員對健康的“內生動力”﹑怎麼根治特定群體在健康方面的“愚”﹑如何增強大眾在健康方面的“志”與“智”﹖這無一不需要心理學深度參與。

  再以當下的疫情防控為例。疫情防控本身是公共衛生領域的問題﹐其主要結果指標是醫學指標﹐如感染率﹑死亡率﹑治癒率等。但從社會治理角度看﹐每一次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都伴隨著心理“疫情”﹐是相關謠言和陰謀論泛濫的高峰時期。相較于病毒感染人群﹐謠言“感染”具有人群基數更大﹑覆蓋面更廣﹑傳播速率更快的特徵。如何讓個體戴上“心理口罩”﹐提高心理免疫力﹐從而穩定未感染人群的心理情緒﹑提昇其疫情防範意識﹑減輕其對感染者及其家屬的污名化認知﹑提昇其對各類虛假不實信息的敏感性和抵抗力等﹐都涉及諸多心理學內容﹐也是健康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關鍵環節。

  總之﹐類似上述的健康治理主題﹐祗要抓住其中一些側面﹐就會讓心理學的健康助推工作迅速找到抓手﹐從而有效地開展工作。為此﹐心理學工作者必須擺脫思維定式﹐主動尋求更廣大的服務人群和更廣闊的服務空間﹐使心理學的健康助推工作一開始就著眼於大健康領域而不是狹義的心理健康領域﹐從而深度參與健康中國建設的全過程﹐彰顯新時代中國心理學的學科價值和社會使命。

  心理學助推健康中國建設的可能路徑

  全方位的健康助推工作﹐除了已經強調得較為充分的心理健康服務之外﹐心理學至少還可從以下四個路徑入手﹐提高自身對公眾生活與公共政策的參與度與影響力。

  一是推動健康治理評價指標不斷完善。《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制訂了較為完善的結果性指標﹑個人和社會倡導性指標和政府工作性指標三大類指標﹐並在每個大類下對健康知識普及等15項行動提出了明確要求。但這些指標中﹐許多指標都是剛性的﹑客觀的﹑可明確量化的﹐如每萬人營養指導員人數﹑中醫醫院設置治未病科室比例﹑嬰幼兒死亡率等﹐其考核內容是健康領域的客觀投入和客觀產出。這體現了決策者對可操作性的追求﹐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實踐證明﹐衡量一項公共政策的執行效果﹐不僅需要純客觀指標﹐還需要一些有效的社會心理指標﹐如健康服務獲得感﹑醫療改革滿意度等。實踐中﹐客觀投入並不必然產生對等的獲得感和滿意度﹐其中還存在某些社會心理方面的制約因素﹐說明某些健康政策存在社會效應不足的問題。如何加強對這些直接反映人民群眾對健康中國建設滿意度的社會心理指標的科學研究﹐並將之引入今後的指標體系﹐使之成為考核政府工作績效的有機成分﹐還需要心理學家﹑公共管理專家和決策者的進一步探索。

  二是降低健康政策推行的認知成本和情感成本。公共政策有時會出現“政策失靈”的情形﹐這往往與政策執行的社會成本過高有關。一些公共政策的設計與執行﹐過於強調專家視角﹐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公眾參與﹐就可能導致民眾在理解這些政策時容易產生較高認知負荷和負面情緒感受﹐表現為看不懂複雜的表格設計與程序步驟﹑無法理解相關術語﹑不能有效喚起公眾對健康建議的注意力﹑無法直觀感受醫保政策的好處與初衷等﹐從而降低大眾對健康公共政策的參與度與獲得感﹐甚至由此產生抵觸心理﹐使得好的政策設想無法有效落地。例如家庭醫生簽約制度﹑“三減三健”工作﹑無償獻血工作等﹐在宣傳和推行過程中都發現存在各式各樣的認知阻力與情感障礙。如何利用心理學的理論﹑方法和技術﹐推出更具吸引力的健康宣教形式﹑設計更具用戶體驗感的健康App與健康網站﹑探索更具現實說服力的政策引導策略﹐是認知心理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應著重努力的方向。

  三是積極助推網絡空間健康治理工作。健康醫療領域一直是流言的“重災區”﹐網絡空間中的失實健康信息正日益成為威脅人民群眾身心健康的重要風險源。在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公佈的2019年十大“科學”流言榜中﹐就有7條流言集中在健康領域。像孕婦接種流感疫苗會影響胎兒健康﹑近視可以治癒等流言﹐或是虛構了疫苗的副作用﹐或是誇大了當下醫學的治癒能力﹐兩者都會塑造民眾的不健康認知。在當下疫情防控過程中﹐更是產生了各種不實流言﹐在大眾普遍不出門的情況下﹐此類流言多以網絡流言形式進行流傳﹐這更加劇了它們的傳播速率和覆蓋範圍﹐造成了不必要的社會恐慌﹐妨礙防疫救治工作的順利開展。為此﹐如何加強對失實健康信息的傳播規律與干預策略研究﹐以及加強對網絡空間中的涉醫輿情治理研究﹐都需要心理學家結合大數據技術提出專業化的對策。

  四是建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心理危機干預的常態化工作機制。目前心理學對相關事件的參與仍較多停留于事後彌補的應急性自發參與階段﹐尚未形成預防為主的常態化工作機制﹐體系化的心理免疫機制還落後於防控此類事件的實戰需求。就其工作形式而言﹐仍較多停留于對相關群體或個體進行個體化心理援助的傳統模式﹐對如何促進特殊時期主流權威信息的有效傳播﹑提高公眾對醫囑行為的有效遵從﹑提昇處理相關事件政府官員的媒介素養與溝通能力等可有效化解公眾情緒恐慌的政策性和過程性策略仍貢獻較少。為此﹐應當集中心理學界力量﹐與公共衛生和公共管理領域的專家一道﹐對可能發生的各類公共衛生突發事件設計出科學的心理干預方案及具體步驟﹐並將之作為系統性應對預案的常態性組成部分﹐豐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治理策略與政策工具。

  總之﹐面對健康中國戰略這一全局性﹑系統性的重大社會工程﹐心理學界應更為積極地參與相關政策的制定﹑執行與評估過程﹐全方位﹑多角度地參與健康治理﹐從而使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更好地服務于時代與人民。

  《光明日報》( 2020年02月07日 11版)

[ 責編﹕孫宗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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