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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就疫情損失搞所謂索賠訴訟﹕強借法律之名﹐難掩嫁禍之實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20-06-28 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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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鏑】  

  作者﹕霍政欣(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美國新冠肺炎疫情呈失控性發展態勢﹐已成為世界上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疫情對美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形成重大衝擊。與此同時﹐美國陸續出現了在其國內法院起訴中國﹐要求中國對疫情給美國造成的損失承擔法律責任並提出巨額索賠的訴訟﹐而且﹐此類訴訟有官方化的背景。4月21日﹐密蘇里州總檢察長在聯邦地區密蘇里州東區法院起訴中國﹔5月12日﹐密西西比州總檢察長在聯邦地區密西西比州南區法院起訴中國。對於這些訴訟﹐美國共和黨執政當局多次表態支持﹐還有美國國會議員公開聲稱﹐中國必須為疫情給美國造成的損失負責﹐可以採取的方法包括迫使中國免除美國的國債等。

  在疫情肆虐和民眾生命安全受到重大威脅的緊要關頭﹐美國政府不將抗疫放在首要位置﹐反而集中火力向中國發難﹐這令人錯愕。那麼﹐這些在美國提起的以中國為被告的索賠訴訟有法律與事實上的依據嗎﹖美國政府通過法律途徑責難中國的真實動機是什麼﹖

  首先﹐可以確定地說﹐因新冠肺炎疫情損失在美國國內法院起訴中國並提出巨額索賠﹐此類訴訟在性質上屬於“濫訴”﹐不僅沒有國際法上的依據﹐甚至不符合美國國內法的規定。

  由“平等者之間無管轄權”的古老法諺發展形成的國家主權豁免是國際法上的一項基本原則﹐被各國普遍接受。據此﹐中國免受美國法院的司法管轄﹐這是作為主權國家享有的國際法權利。因此﹐在美國法院起訴中國挑戰了各國公認的國家主權豁免原則﹐擾亂了正常的國際秩序。

  其次﹐即便依據美國國內法﹐美國法院對於此類訴訟亦無管轄權。依據美國《外國主權豁免法》﹐中國或中國政府屬於該法規定的享有豁免的主體。由於存在這一法律障礙﹐據美國學者分析﹐密蘇里州將中國共產黨列為被告﹐提出外國政黨不屬於該法規定的享有豁免的主體﹐試圖以此繞過法律障礙。但是﹐該主張既不符合法理﹐更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局。中國憲法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中國共產黨當然是《外國主權豁免法》語境下享有豁免權的主體。把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或者中國政府區別開來﹐明顯是對中國國家和政治制度的故意曲解﹐也背離這部美國國內法的立法宗旨。更為重要的是﹐密蘇里州在訴狀中一方面刻意將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堅稱所謂的中國責任應由中國共產黨承擔﹐這就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境地﹐明顯違反美國法律的“禁反言”原則。

  此外﹐依據美國《外國主權豁免法》﹐祗有在滿足豁免例外的情況下﹐外國才不享有豁免權﹐而在這些訴訟中﹐原告所援引的“商業行為例外”“非商業侵權例外”以及“恐怖主義例外”無一能得到滿足。中國政府防控疫情的行為屬於政府行為﹐而非商業行為﹐不符合該法規定的“商業行為例外”。依據“完整侵權”規則﹐祗有當侵權行為和損害結果同時發生在美國境內時﹐美國法院才能對外國行使管轄權﹐而原告在這些訴訟中所指控的中國政府的行為均發生在中國境內﹐“非商業侵權例外”自無適用之可能。至於原告以新冠病毒為中國政府製造的生物武器為由﹐要求美國法院適用“恐怖主義例外”行使管轄權﹐這不僅在科學上是荒謬的﹐亦不符合該法關於“恐怖主義例外”的所有要件﹐令人啼笑皆非。

  需要強調的是﹐這些索賠訴訟不僅沒有法律依據﹐更背離了基本事實﹐嫁禍和甩鍋的政治意圖昭然若揭。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失控性蔓延﹐與中國政府的防疫行為沒有因果關係﹔相反﹐事實表明﹐中國政府的努力有效延緩了病毒的國際傳播。1月23日﹐中國政府果斷做出關閉離漢通道的決定﹐並在全國範圍內採取了一系列空前全面﹑嚴格﹑徹底的防疫措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指出﹐中國舉國動員應對嚴峻挑戰﹐以巨大的犧牲為全人類作出了貢獻。

  正是因為採取了及時﹑嚴格的防疫措施﹐即便在中國﹐除武漢市和湖北省一些城市外﹐新冠肺炎疫情也沒有在其他地區大面積暴發﹐中國甚至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基本控制疫情的大國。同時﹐由於採取了恰當的防疫措施﹐韓國﹑越南等與中國近在咫尺的亞洲國家也有效遏制了疫情。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作為第一個以防止疫情輸入為由與中國斷航的國家﹐萬里之外的美國在3月中旬後疫情忽然呈暴發狀態﹐這一局面的形成﹐除了怨美國政府自己﹐豈有讓他國背鍋的道理﹖

  不僅如此﹐在人類法律史和文明史上﹐還從未制定過因傳染病的國際流行而要求某國承擔賠償責任的國際條約﹐也從未發生過因此類事件而進行國際追償的案例。道理不言自明﹕病毒不分國界﹑不知種族﹐可能在任何國家出現。換言之﹐疫情的暴發具有相當大的隨機性和偶然性。不管疫情首先在哪國暴發﹐其均無法律責任。譬如﹐人類歷史上出現了多次全球性瘟疫﹐其中數次首先在美國暴發﹐但沒有任何國家要求美國賠償。事實上﹐疫情的暴發國往往是病毒的最大受害者﹐也是防止病毒蔓延的最大貢獻者。可見﹐傳染病的特點使各國已形成了共同利益和共同立場﹐即不應為傳染性疾病的流行尋求國際賠償。所以﹐要求中國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國際蔓延承擔賠償責任﹐這違背科學常識﹐超越了各國共同堅守的道德和法律底線。

  正是意識到這些訴訟因缺乏基本的法律和事實依據而無法體面收場﹐美國某些國會議員竟動了修法的念頭。他們提出議案﹐請求國會修改《外國主權豁免法》﹐專門針對新冠肺炎疫情索賠訴訟剝奪中國的主權豁免﹐從而為美國法院判令中國承擔賠償責任掃清法律上的障礙。儘管這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此類訴訟前景的不確定性﹐但臨時修法的舉動不僅背離美國憲法的三權分立原則及其標榜的法治傳統﹐令美式民主蒙羞﹐更凸顯這些訴訟的濫訴本質。

  由此可見﹐在美國法院起訴﹐要求中國為新冠肺炎疫情承擔賠償責任既沒有法律依據﹐也沒有事實基礎﹐是借疫情污名化中國和轉嫁本國政府責任的政治訛詐。面對疫情﹐美國政府早期沒有重視﹐貽誤防疫抗疫的時機﹐讓美國民眾深受其害﹔現在﹐為避免選票流失﹐把新冠肺炎疫情失控的責任甩鍋和嫁禍給中國﹐居然成了美國政府的首選策略。甩鍋重於抗疫﹐選舉獲勝重於挽救生命﹐美國政府的政策選擇讓世人驚訝﹐亦大大折損美國的國家形象和國際聲譽。

  《光明日報》( 2020年06月28日 08版)

[ 責編﹕陳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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