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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充分體現中華優秀法律文化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20-07-04 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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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碼民法典】    

  作者﹕龍大軒(西南政法大學教授﹔王蓉﹐系西南政法大學博士)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民法典系統整合了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長期實踐形成的民事法律規範﹐汲取了中華民族5000多年優秀法律文化﹐借鑒了人類法治文明建設有益成果﹐是一部體現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符合人民利益和願望﹑順應時代發展要求的民法典”。

  我國傳統社會雖無西學意義上的“民法”概念﹐但調整民事活動的法律規範和法律制度源遠流長。民法典的制定離不開對法制歷史的繼承﹐傳統法律中的良法美意﹑原則觀念等被創造性地運用到現實法律的創製中。遍覽民法典﹐其所厘定的基本原則多是歷史積澱的成果﹐是中華優秀法律文化在新時代的發揚光大。

  自願原則與“兩相和同”觀念

  民法典第五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原則﹐這與傳統法律中的“兩相和同”理念有著文化上的繼承性。古代社會的契約稱作“和同”﹐又稱“兩和”。如《唐律疏議‧名例四》謂“和同相賣者﹐謂兩相和同”。“和”即“和調也”﹐將不同的主體通過和調的方式﹐使之達到兩相情願﹑彼此同意的境界﹐便是“和同”。用今天的民法術語表達﹐就是“意思自治”﹐即參加民事活動的當事人﹐按自己的意願締結民事法律關係而不受外力干涉。

  “兩相和同”是契約有效成立的前提條件。形成於西周中期的“格伯簋”銘文便是顯例﹕格伯自願售良馬四匹與倗生﹐倗生給價三十田﹐寫下契券從中分開﹐兩人各執一半﹐格伯返回後鑄造青銅簋記錄此事。又如﹐現存北宋太平興國九年(984年)的一份土地買賣契約﹐記錄了馬隱等人將土地賣與石進充作墳地一事。全文百餘字﹐三次使用“情願”一詞。反之﹐在民事活動中違反和同原則﹐不但會導致民事行為無效﹐當事人還會受到法律制裁。

  公平原則與“法平如水”觀念

  民法典第六條規定的公平原則﹐在歷史上更是由來已久。“法”字的篆書為“灋”﹐其字義釋為“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廌”即獨角獸﹐遇有糾紛﹐用獨角將不直的一方觸而去之﹐從而使社會秩序達到像水一樣的公平狀態。

  在古代社會﹐法平如水的觀念不僅深入人心﹐也得到了歷朝律令典章一以貫之的維護。《張家山漢簡》載﹕“其失火延燔之﹐罰金四兩﹐債所燔。”失火行為造成他人損失﹐不但要罰金四兩﹐還需承擔損害賠償的民事責任。《資治通鑒》記載﹐唐高宗永徽元年﹐中書令禇遂良壓低價格購買他人房宅被揭發﹐大理寺判其以銅贖罪。依據《唐律》﹐該判決明顯處罰過輕﹐大失公正﹐後禇遂良和大理寺少卿均被降職遷官。明弘治《問刑條例》中規定﹕“典當田地器物等項﹐不許違律起利。”諸如此類的立法規定和司法案例表明﹐中華傳統法律文化中﹐從來不缺乏公正平等的精神價值﹐亦是推進今日法治建設永不枯竭的文化遺產。

  誠信原則與“朋友有信”觀念

  民法典第七條所定誠信原則﹐在傳統社會有著豐厚的文化土壤。孟子曰﹕“朋友有信”。這裡的“朋友”概念﹐不是特指那些與自己關係親近﹑感情深厚的人﹐而是泛指普通的社會關係﹐凡是與自己打交道的人﹐皆當以朋友的態度待之﹐最為緊要的就是一個“信”字。在漢字中﹐“信”和“誠”可以互訓。誠信不但是古代中國重要的道德概念﹐在“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八德中排在第四位﹐更是人人安身立命的生活信條﹐故有“人無信不立﹐業無信不興”等民諺。

  傳統法律制度維護誠信的力度很大。《周禮‧秋官‧司約》載﹕“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其不信者服墨刑。”重要契約須刻載于宗廟彝器上﹐一般契約則書寫在紅色竹帛上。違背誠信破壞契約的﹐要處以墨刑﹐讓人一望而知其是不守誠信的“老賴”。《漢書‧刑法志》謂之“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及至隋唐﹐在民事活動中違反誠信原則的﹐則處以笞﹑杖之刑﹐同時還需承擔債務清償責任。《唐律疏議‧雜律》中規定﹕“諸負債違契不償﹐一匹以上﹐違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各令備償。”宋元明清基本沿襲這一規定﹐無有大改。

  由於失信行為要受到刑罰的懲治﹐違法成本高﹐所以民事經濟交往中的失信行為人﹐往往願意接受調解﹐以免訴至官府遭受皮肉之苦。這正是古代社會民間調解發達的原因所在﹐而調解又以其及時有效化解民事糾紛的功能﹐反過來推動誠信觀念深入人心。民法典強調民事主體“應當遵循誠信原則﹐秉持誠實﹐恪守承諾”﹐既是對傳統法律文化的繼承﹐更能有效應對誠信危機。

  公序良俗與“法順人情”觀念

  民法典第八條確定的公序良俗原則﹐與古代“法順人情”的傳統可謂一脈相承。法家代表人物慎到說﹕“法者﹐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乎人間﹐合乎人心而已。”法乃人定規則﹐不過是人心情理的條文化﹐故有“律設大法﹐禮順人情”的說法。祗有符合情理的法律制度﹐才能有助於公正秩序的建立和善良風俗的形成﹔反之﹐則可能傷風敗俗。例如秦朝“任法而治”﹐推行《分戶令》﹐強制父子分家別居﹐割裂了親屬間應有的親情。漢朝以後奉行儒家思想﹐提倡同財共居﹐曹魏時下令“除異子之科”﹐嚴禁父子分家。隋唐至明清﹐法律中形成禁止“別籍異財”的規定﹐既倡導了孝老愛親的道德風尚﹐又妥善解決了養老敬老的社會問題。

  清末以來﹐“父慈子孝”“夫婦有義”等家庭美德受到很多人的無情貶棄。當今社會中﹐贍養費糾紛逐年增加﹐離婚糾紛持續飆升﹔“扶弱濟貧”“守望相助”等社會公德遭到漠視﹐出現幫扶老人反被訛詐﹑見義勇為反被誣告的現象。針對不良風氣﹐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編中規定﹕“家庭應當樹立優良家風﹐弘揚家庭美德”﹐並在協議離婚環節設置“冷靜期”﹐婚姻登記機關收到離婚登記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任何一方不願意離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撤回申請﹔在總責編的“民事責任”部分規定﹕“因自願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如此規定﹐體現了人民群眾的常情常理常識﹐無疑是對“天理國法人情”相統一的法律傳統的創新性發展﹐必將為構建和諧家庭﹑美化社會風俗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04日 07版)

[ 責編﹕張悅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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