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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德﹕中國傳統文化建設的必修課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20-07-27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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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張再林(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教授)

  隨著一場史無前例的抗疫鬥爭波瀾壯闊地進行﹐英雄之舉層出不窮﹑蔚然成風﹐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大仁大愛﹐亦使一種大無畏的勇敢的道德傳統在中華大地再顯崢嶸。

  一

  無疑﹐勇德是人類的共同道德。早在西方古老的《荷馬史詩》中﹐美德就開始與勇敢須臾不可分離﹔在拉丁文裡﹐勇敢和美德是同一個詞(vitus)﹔在亞裡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裡﹐在所謂“具體的德性”名下勇德排在第一位﹔在尼採那裡﹐他對生命的“強力意志”的肯定決定了其對勇敢亦備極頂禮。

  論及人類勇德建設﹐中華民族的貢獻尤值一提。中華民族不僅將勇德視為“三達德”之一﹐而且很早就開始了對其理論上的闡釋。如孔子提出“見義不為﹐無勇也”的命題。該命題開始把勇與仁義﹑道義聯繫在一起﹐意味著勇業已正式躋入中國道德倫理的領域﹐並使所謂“見義勇為”成為千古傳頌的優良品德。孟子對勇的思考可視為是孔子勇的思想的深化和繼續。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認真討論了勇的性質﹑勇的根本及勇的途徑﹐而他的“浩然之氣”學說的推出則為所謂“勇氣”概念奠定了堅實基礎。如果說中國儒家更多是從“人道”方面為我們揭示了勇的性質的話﹐那麼﹐中國道家則更多是從“天道”方面切入勇的應有之義。莊子“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的論述﹐以其理論鞭闢入裡無疑可視為這種“天道論”之勇說的顯例。宋以後﹐有王陽明對勇的“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力行力為的力倡﹐有顏元對宋明“重文輕武”的脣舌之儒﹑文墨之儒的力闢﹐還有戴震對“益之以勇﹐蓋德之所以成也”這一勇的“道德執行力”的力肯。以至於可以說﹐儒學雖有以“柔”訓“儒”﹑以“懦”訓“儒”的解讀﹐但以儒學為傳統的中華民族從未停下對勇和勇德追求﹑探索的步履。

  二

  那麼﹐對於中國古人來說﹐到底什麼是真正的勇呢﹖

  其一﹐心性之勇。國人論勇﹐多從心論。“古文勇從心”的“恿”字﹐就是其明證。尤要指出的是﹐這種與勇相連的心﹐既非西方式的理智之心﹐又非佛教式的虛靈明覺之心﹐而為中國式心性論的以“生”訓心之心﹑從心從生之心。職是之故﹐才有了孟子所謂“盡心知性”之說﹐程子所謂“心譬如谷種”之談﹐以及周敦頤稱“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作為一種生命哲學的概念﹐它意味著心以其“生生不已”的潛在的可能性為內涵。也正是基於心的這種可能性﹐才彰顯了心不受制於現實規定性的“形上超越性”﹐才使心成為中國哲學“形上超越性”的真正體現。

  同時﹐一旦我們肯定了心的“形上超越性”﹐我們實際上也就肯定了真正的勇。勇一如心﹐同樣具有“形上超越性”。正是從勇的“形上超越性”出發﹐主張“見義勇為”的孔子提出“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孟子提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重振中國武勇傳統的顏元提出“極天下之色﹐不足眩吾之目﹔極天下之聲﹐不足淆吾之耳﹔極天下之艷富貴﹐不足動吾之心﹐豈非大勇乎”。同時﹐荀子所謂“折而不撓﹐勇也”﹐代表了百折不撓﹑剛毅果決的力為力行﹔亞裡士多德認為“真正的勇敢是為了勇敢而已”﹐以其不假他求﹐從中不僅使“特立獨行”的人格成為可能﹐而且也與中國倫理哲學的圭臬──“依自不依他”的精神一氣相通了。

  其二﹐氣力之勇。中國哲學的身心一體決定了﹐勇並非是“心性之勇”的一意孤行﹐而是以一種“下學而上達”的方式﹐具身化為一種氣力之勇。中國古人在提出“氣﹐體之充也”﹐強調氣與身體不可分的同時﹐亦使勇敢與身體化的“勇氣”相提並論。故《說文》曰“勇﹐氣也”﹐孟子認為勇能否成立取決於能否“善養吾浩然之氣”﹐中國古代軍事理論則提出“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並且主張戰鬥力的提昇在於“莫徑治氣”。“即氣而力在”﹐如若我們肯定了勇之氣﹐那麼同時也意味著我們肯定了勇之力。這一點﹐不僅可見之于《說文》的“勇”字從“力”說﹑《詩經》的“無拳無勇”說﹐還可在中國拳經中的“氣與力合”說中找到註解。

  “心性之勇”與“氣力之勇”是統一的。這種統一告訴我們﹐一種真正的勇既具有一種“形上超越性”﹐又使這種“形上超越性”離不開形下的現實力量。

  三

  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勇德也經歷過沉浮﹐隨著近現代“救亡圖存”思潮的興起﹐對勇德的崇尚再次被激發出來。梁啟超有感于中華民族“強武之民﹐反歸于劣敗淘汰之數”的悲慘命運﹐一頭鑽入中國早期歷史中﹐為中華民族尋找其武勇的文化基因﹐寫就了《中國之武士道》一書。在梁啟超的筆下﹐大智大勇的孔子﹐不畏強權﹑以死抗爭的曹沫﹑毛遂﹐以死報恩的侯嬴﹐秉筆直書的齊太史﹐寧折不屈的項羽﹐等等﹐都被視為武勇精神的象徵。一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則通過“儒俠說”使尚武精神發揚光大。在《訄書‧儒俠》中﹐章太炎以《禮記‧儒行》為藍本﹐以“剛毅特立”“艱苦卓絕﹑奮厲慷慨”的亦儒亦俠的古“儒俠”為典型﹐一改長期以來“凡言儒者﹐多近仁柔”的大眾習見﹐力倡古儒中固有的義薄雲天的俠勇精神。因此﹐在振興勇德的道路上﹐雖然梁﹑章二人一定程度上均受外來思潮的影響﹐但顯然他們的思想都更多地來自“內源性”而非“外源性”﹐從而使他們的思想都打上了“以復古為啟蒙”的鮮明烙印。

  應該承認﹐即使在我們身處更為和平﹑更為文明的今天﹐這些勇德先覺者的努力也依然沒有過時。今天的人們同樣要面對諸如瘟疫﹑地震﹑洪水這樣的自然災難﹐面對諸如戰爭這樣的社會災難﹐面對艱難﹑挫折和“德福不能兩全”的人生困境。這意味著﹐無論何時﹐我們每一個人都依然要在勇敢和怯懦之間做出選擇﹐這也意味著﹐無論何時﹐勇德依然是中國傳統文化建設的必修之課。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27日 15版)

[ 責編﹕張悅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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