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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醒物象背後的胡漢生活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20-07-31 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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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醒物象背後的胡漢生活

──讀“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系列叢書

作者﹕尚永琪(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教授)

  齊澤克在《視差之見》中曾施施然而雲﹕“回到故鄉總能溫暖我們的心房。”當然他所說的故鄉並不僅僅是山水養育的出生之地﹐更是族群文明的根底之處。軸心時代的諸子百家滴定華夏文明枝繁葉茂的大樹﹐繼而儒家治道的漢文化和胡漢交融的大唐風尚﹐煥發出漢唐氣象的歷史光芒。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歷史舞臺上﹐在農業文明與草原文明的南北河山之間﹐在儒家文化與歐亞文明的東西衢道之上﹐各領風騷的異質文明在儒家文化的大樹下交融生長。中古時期的北朝到隋唐﹐就是在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最耀眼的東方高地﹐正是可以溫暖華夏兒女心房的那個星河燦爛﹑繁花盛開的精神故鄉。

  當歷史的繁華與塵埃都落定之後﹐我們當然期盼能回望那個時代的輝煌生動﹐回望迷迭香﹑胡旋舞﹑汗血馬﹑曹野那姬和“胡人歲獻葡萄酒”的鮮活生活場景。而文物學家﹑歷史學家葛承雍先生五卷本的“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正好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穿越而去的文化通道﹐使我們可以藉此觸摸和感知大唐世界的生活溫度與精神氣象。

喚醒物象背後的胡漢生活

《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 葛承雍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在20年的漫長時光內﹐葛先生孜孜于以隋唐時代為中心的“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的研究﹐撰著發表了近百篇被謔稱為“紙上考古”的專題論文﹐這些論文按交流卷﹑民族卷﹑藝術卷﹑宗教卷﹑胡俑卷的分類﹐集結為《綿亙萬里長》《胡馬度陰山》《拂菻花亂彩》《番僧入華來》《綠眼紫髯胡》──其特色正在於以古代物質文明遺跡和考古出土藝術品為主要考察對象﹐克制冷靜而意趣橫生地穿梭于文獻記載與文物圖像之間﹐將知識考古的邏輯與歷史場景的復原無縫隙結合﹐相當有效地喚醒了沉睡的歷史細節和塵封的古代生活。

  正如葛先生自雲﹐他是將自己置入歷史語境中﹐以一個古代文化遺民﹑古典學者文人的身份﹐坦然地進入中華共同體的歷史場景。一個有血有肉有生活的唐朝在他的思考﹑研究與寫作中生動活潑地展現出來──這是一個深入大唐時代的歐亞文化﹑藝術作品﹑胡俑考索﹑宗教審視﹑民族交往諸方面的相當豐富的微觀世界考察﹐其涉及問題的豐富程度遠遠溢出了傳統歷史學研究的邊界。

  不能不說﹐這些年我們所心嚮往之的“回到歷史現場”﹐在“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的系列研究中﹐昇起了細微生動的人間煙火──專業歷史學研究的細緻精准和大眾期盼的歷史鮮活度在這裡各得其所。

喚醒物象背後的胡漢生活

胡人放牧圖(唐)韓幹 繪

  隋唐是經過魏晉南北朝分離動亂後﹐以亞洲中原內地為根據地﹐以儒家文明為核心﹐聯合周邊少數民族﹐吸收草原文化與西域文化﹐最終形成的一個多族群﹑多民族的“新中國”(葛先生語)。因而﹐此一時期“胡漢文化”交融歷史的精細化研究相當重要﹐“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叢書的學術價值正在於此。以胡俑﹑胡人﹑胡馬﹑胡書﹑番僧等為標誌的南北朝隋唐時代外來文明要素﹐在葛承雍先生的歷史植物園中﹐如苗如芽進而如花如樹﹐生長成為歷史學知識譜系中的重要新知──人物的﹑事件的﹑建築的﹑詩歌的﹑造型藝術的﹐甚至詩俑互證﹑名物辨析﹐直至《醉拂菻》《胡人的眼睛》這樣的稀缺知識和《論唐朝的世界性》《絲綢之路與古今中亞》這樣的縱橫論述﹐當然還有《崔鶯鶯與唐蒲州粟特移民》這樣文史互證的有趣探索﹐以及《唐長安黑人來源尋蹤》《唐長安印度人之研究》和《唐代胡商形象俑研究》這樣最能彰顯“胡風東來”問題的特定人群的形象構建﹐多維度地為我們提供了認識唐代胡漢社會與中外交流的立體場景。

  在中古時期出現的胡人﹐當然不是指某一個族群﹐而是一個分佈地域廣泛﹑民族成分複雜的群體﹐包括中亞﹑西亞甚至更遠的人群。“胡人”意識是隋唐時期非常重要的多民族意識﹐在其背後隱藏著域內域外互動交流的潮流。對這個時代潮流的研究﹐既需要宏觀的大勢概括﹐更需要微觀具體的滴水透視。胡漢時代的外來文明如小水滴一樣融入大唐繁華燦爛的強勢文化的場景和過程﹐被“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的精細專題研究轉換成清晰的慢鏡頭和有生活溫度的歷史知識。那些隱藏在墓葬壁畫和石刻文字之中的藝術知識如胡伎樂﹑山水畫﹑景教飛天﹑景教音樂﹑摩尼教藝術及體現在文物中的祆教痕跡﹑突厥習俗等﹐都被一項項作了細微的圖文互證和考訂﹔甚至西方文獻中所記載的東方地名Khumdan(長安)﹐也結合碑文與題刻作了恰當的辨析──這都是回到歷史現場所需要的最紮實的知識基礎。

喚醒物象背後的胡漢生活

八世紀《遊仙窟》文本 日本京都醍醐寺藏

  如何回到豐富生動的歷史現場﹐考驗的是歷史描述的生動性與真實性之間的短長相應﹐是歷史學研究的最精巧技藝。當歷史學家在稱頌《史記》等經典作品的文學性成就的同時﹐往往也在不斷考訂其真實性限度﹐這不但是海登‧懷特“文學還是歷史”的命題風靡一時的緣由節點﹐也正是“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叢書所體現出來的歷史學嫻熟技藝的厚度所在。

  在傳統的以王朝為中心的歷史記敘結構中﹐古代文明發展與交流的史實演進並不存在一個顯性的體系性文獻。因此﹐我們今天構建人類文明史(而非政治史或統治史)的往昔場景和面貌﹐往往要大量地借鑒考古學的成果。這樣﹐如何在正史王朝中心文獻的系統性背景下﹐恰當地解讀考古成果或文物圖像﹐穿透被久遠的過往時光和年代塵封的真相或場景﹐就是一個相當考驗文獻功底和考古視野的事情﹐“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則正好為我們認識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經典的文本。

  在這套叢書中﹐諸多研究聚焦于認識中西文明交流極為重大的節點問題﹐如近年來以芮樂偉‧韓森《絲綢之路新史》為代表的一些著述對“絲綢之路”的誤讀﹐他們認為漢代絲綢之路“是一個概念﹑一段時空﹑一種比喻﹐是浪漫主義的想象與傳奇”。這當然是有違古籍記載和出土文物證據的。葛先生在《敦煌懸泉漢簡所反映的絲綢之路再認識》一文中﹐從居延破城子和敦煌懸泉出土的漢代“傳置道裡簿”記載的驛站里程路線作為切入點﹐對懸泉漢簡所見的西域胡人與物品﹑漢簡中所記載的往來於絲綢之路上的多樣化西域人種面貌等問題作了詳盡的考察。論文所依據的是漢代絲綢之路上官府簡牘檔案中的運行記錄﹐是對奔忙於絲路之上的各國使者﹑西域貴人﹑粟特客商﹑王國侍子﹑獻馬團隊等在關口驛站時留下的鮮活實時的記載。這些歷史時刻最真實的旅人軌跡同“傳置道裡簿”驛站里程路線相印證﹐是對漢代絲綢之路文明交流之道﹑商業貿易之路的豐滿立體的展現﹐是對隔空而語的想象性絲綢之路研究話語的實證回駁。

  而《湖湘地域出土唐代胡俑的藝術特色》則以湖湘地域出土的大量漢唐以來的胡俑為考察突破口﹐將長沙窯外銷瓷及其藝術特徵等問題放置在古代海上陶瓷之路的大背景下來審視﹐探討了唐代胡人在湖湘地域的活動﹐補正了史書記載的缺失。葛先生指出﹐中唐以後海上陶瓷之路成為中國與世界溝通的新線路﹐而湖湘地域出土的胡俑形象﹐正是多元文化相互滲透融合的體現﹐正所謂“湖湘文化﹐絲路一環”。

  在圖像或文物器物非“自明”的靜態中﹐往往蘊含著文獻記載不能呈現或缺失的文明交流歷史﹐如作者的《唐貞順皇后(武惠妃)石槨浮雕線刻畫中的西方藝術》《再論唐武惠妃石槨線刻畫中的希臘化藝術》諸文﹐論證了國寶級文物唐武惠妃石槨線刻畫“希臘化”的特徵﹐利用中古畫史資料考證了拂菻(拜佔庭)畫樣在隋唐時期的流傳。武惠妃石槨線刻畫圖像風格與希臘神話以及拜佔庭羅馬風格非常相似﹐並具有一些拜佔庭式薩珊波斯特徵﹐由此分析景教傳教士可能是希臘式文化的傳播者﹐祗有他們最接近古希臘文化脈絡的源流而又能在中國接近唐朝皇帝。葛先生指出﹐希臘神話原型的構圖被臨摹刻畫于武惠妃石槨上﹐說明西方外來文化進入盛唐時﹐明確地分為希臘式﹑薩珊波斯式﹑粟特式﹑印度式四種語言藝術﹐這不僅是前所未有的西方古典文化標本﹐而且直接影響了中國藝術的傳承與文化精神。

  需要提示的是﹐不能因為專注于文物所昭示的歷史內涵的解讀﹐就將“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看成一套構建“物的歷史”的叢書﹐它的要義不在這裡﹐而在於通過出土文物來認識人﹐“透物見人﹑以器喻人”﹐洞見漢唐時代的歷史大勢。我們知道﹐無論是歷史撰述還是史學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有“勸誡”或“通鑒古今”的功用﹐這也正是歷史學作為人類對自身過往痕跡反觀自照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所有宏觀結構上的“微言大義”﹐都離不開微觀考索下的細節還原。“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的專題下筆之處﹐往往拓土于那些我們極易忽視的文物﹑圖像﹑文明遺痕所凝固下來的時代氣象之腠理。如《“胡人歲獻葡萄酒”的藝術考古與文物印證》一文﹐作者考察了散佈世界各地的十餘個“抱皮囊”造型的胡俑﹐不但糾正了文物界以往對此類器物的誤判﹐更重要的是文中以俑圖與文獻記載相互印證﹑古代文學作品描寫與出土文物對照互釋﹐從而對北朝隋唐直至元代中國的葡萄酒釀造﹑發展及其文化來源等諸事項作出了詳細的考述﹐使得歷史的記憶不再斷層而展現於人們面前。讀此文的酣暢之處是﹐“抱皮囊”胡俑不再是一件件簡單的生硬器物﹐其所蘊含的“胡人歲獻葡萄酒”的時代情景躍然眼前﹐使千年之後的人們在文物觀賞中獲得豐富生動的視覺印象﹐由此很直觀地理解了唐代文明對外來文化的包容與吸納。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歷史學寫作也致力於展現古代社會史或生活史﹐於是原本沉睡在正史《輿服志》等制度性文獻中的衣帽器物等被搬上了史學著作﹐打破了單一的政治史敘事模式﹐開拓了我們的知識視野。但是那個力圖回到歷史生活現場的追求還任重而道遠﹐簡單的器物上場的社會史並不足以構建生動生活史的充分場景﹐冰冷的制度性器物所缺失的正是人類生活的體溫。而“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叢書作為一個研究主題非常集中的專題文集﹐其研究進路恐怕正好為古代社會史尤其古代生活史和歷史場景的細節復原﹐提供了一個具有方法論意義的借鑒──無論是戲稱的“紙上考古”﹐還是圖像證史﹑詩文互證或形象史學的研究進路﹐都預示著古代遺跡﹑雕塑﹑圖像﹑器物或文書在回望或構建生動歷史場景中的重要性﹐關鍵就在於我們如何恰當﹑周延地去解讀它們所保存的文化信息與時代溫度。在這些不同類型的物象背後﹐所蘊含的並不是單一文明的歷史圖景﹐而是包含著在東西歐亞大陸和南北不同經濟形態地域之間豐富關聯的多種文明的因素﹐是古代生活遺留給我們的最生動形象的“世界性”信息載體。

  如果歷史學家從物的層面出發去思考和構建﹐僅是停留在器物考索的感性認知上﹐那歷史學研究的科學性銳氣和超越性格局將不免會受到局限。而“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叢書正好就是將這種勘破舊知的銳氣和開拓新知的格局結合得相當成功。正如書中所言﹐中古時代藝術的魅力在於給人以遐想﹐那是一種文化語境中的力量之感﹐是一種活著的文明史。

  葛先生認為﹐他對“漢唐雄風”的寫作不是跪著寫﹐而是站著寫﹐有種俯瞰強勢民族的英雄主義崇拜﹔念漢賦讀唐詩也不是坐著吟﹐而是站著誦﹐有股被金戈鐵馬衝擊的歷史大氣。他孜孜不倦地在考古出土的文物﹑文書﹑圖像﹑雕塑﹑壁畫中找尋外來文明﹐研究胡漢互動﹐致力於發現人性的共識與不同族裔的差異﹐追尋隋唐中華文化中的“世界性”元素。

  “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系列研究中所蘊含的﹐是一個將考古文物與歷史文獻結合到位的學者對隋唐時代的仰慕﹐所崇敬的並不是那個時代某個具體的人﹐而是那個時代民族的心靈﹐是以隋唐為代表的中古時期多民族匯聚的國家認同﹐是深深鐫刻在其時代氣象中的文明自信。

  隋唐時代氣象雄渾的燦爛文明﹐當然不僅僅是歷史學家的文字期許或妙筆生花﹐翻開“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叢書的任何一卷﹐大氣磅礡的唐代器物﹑壁畫﹑雕塑﹑石刻﹑金銀器彩色圖版紛繁精美﹐帝王﹑英雄﹑蕃臣﹑騎士﹑樂工﹑仕女﹑胡商﹑高僧﹑力士紛至沓來﹐天馬﹑駱駝﹑雄獅﹑孔雀﹑瑞獸千姿百態。這些散藏全球﹑匯於一書的精美而清晰的文物圖版﹐是專題論文考述的主要證據﹐更是做進一步學術研究可利用的寶貴形象資料。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31日 10版)

[ 責編﹕張悅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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