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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中國知識體系是一項重要歷史任務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20-07-31 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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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高瑞泉(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

  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的迅速發展﹐在極大改變自身的同時參與重塑世界秩序﹐必定導致知識生產和流動方式的改變﹐中國人的知識世界也必然隨之大為拓展。因應歷史要求﹐中國學人應擔負起構建中國知識體系的歷史使命。

  一

  何謂“中國知識體系”﹖此處的“知識”﹐不能如西方知識論那樣﹐局限於自然科學研究的“客觀知識”。最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如毛澤東同志所說﹕“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祗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於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中國知識體系”中的“知識”﹐從學科形態而言﹐主要是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知識﹐雖然其具體歷史形態受到自然知識的影響﹐並通過特定時代的哲學世界觀──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而發生﹐但中國知識體系主要涉及社會知識﹐其對象﹑內容及其與主體意志的關係﹐還有獲取的方法路徑﹐都與單純的自然知識有重大區別。

  “中國知識”不是一般的社會知識﹐有其具體規定性。所謂“中國知識”﹐是關於中國的歷史敘事﹑社會結構分析和當代中國人生活實踐的總體性認知。它們既可以被分別研究﹐成為分科之學的對象﹐又互相滲透綰合為一體。“中國知識”屬於人類的社會知識﹐因此有其普遍性。然而﹐世界多種文化並存﹐人們生活在現代民族國家中﹐不同國家﹑文化之中的社會知識受到地理﹑歷史﹑經濟﹑政治等諸多因素影響﹐都有地方性和民族特徵。因此﹐“中國知識”從內容說﹐主要是關於中國社會﹑歷史和現實的真理性認識﹐是世世代代中國人的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辯證綜合﹔從認識主體說﹐它不是外部觀察者將中國作為“他者”形成的認知成果﹐也不是中國人模仿外部觀察者形成的認知結果﹐而是在認識主體上具有中國屬性的知識。當然﹐“中國知識”不排斥外部世界的貢獻﹐但相比中國人的自我意識﹐那是第二位的﹐是需要通過批判性的活動﹐將一種來自外部視角的認知消化融合進中國人的自我認知中的知識。因此﹐構建中國知識體系﹐對於中國人自身而言﹐要回答“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要走向何方”﹐對於外部世界而言﹐則要回答“何謂中國”﹐尤其是“何謂當代中國”以及“中國將如何發展”。總之﹐中國知識體系既是“中國的知識”又是“中國底知識”。由於它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性認知﹐又集中體現民眾的文化認同心理﹐可以為國家意志的形成提供理性選項﹐同時也對外全面展現真實的中國國家形象。

  二

  在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進程中﹐之所以要重視構建中國知識體系﹐是因為中國知識是前者的基礎和前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哲學社會科學的現實形態﹐是古往今來各種知識﹑觀念﹑理論﹑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結果”。哲學社會科學可以分別表現為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學科體系的建構﹐這些具體形態內在地提出了構建中國知識體系的歷史任務。這是因為﹐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學科體系的建構和完善﹐受知識生產的制約﹐它們是一時代知識總體的分別呈現﹐因而通常會隨著知識形態的變遷而變遷。用中國哲學的範疇來分析﹐中國知識體系是“體”﹐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則是“用”。體立則用明﹐無其體則無其用。無無用之體﹐無其用則體亦弗顯。一時代一民族的知識體系﹐又是隨著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學科體系的建構得以真正完善的。那些具有客觀真理性的知識經過理性自覺和系統反思﹐被中國民眾接受﹐又在傳播過程中內化為民族心理﹐因而構成本民族的自我意識﹐本質上是具有歷史文化主體性的知識。

  無論是學術體系還是學科體系﹐都是相關分門別類的知識之理性表達﹐都有自己獨特的知識內容﹐因而依托于又受制於一個時代本民族的總體知識水平和認知視野。而話語體系作為一個交往/論爭的平臺﹐特別顯示出在國際關係和不同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知識/權力關係。在經濟全球化語境中﹐後發國家缺少話語權﹐大多與其知識的世界圖景有待拓展有關。在理性的社會交往中﹐話語權要建立在真知灼見基礎上﹐沒有獨特的具有說服力的知識﹐很難有真正而持久的話語權﹐難以建立真正對等的交往。在國際關係中﹐道理同樣如此。當中國不僅富強起來﹐而且能將我們的歷史﹑社會和當代實踐的真理性認識形成為一個融貫的系統性知識的時候﹐表達中國經驗或中國方案的中國話語將產生改變世界秩序的力量。

  三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內蘊著極為廣袤的知識世界。構建中國知識體系﹐強調的是中國人的知識世界中最重要的部分或者核心﹐是一種成體系的中國知識。凡是體系性的知識﹐必有其自洽的特徵。中國知識體系的自洽性建立在中國的歷史敘事﹑社會分析和當代中國經驗的觀念提昇三者之間的統一上。

  中國的歷史敘事解答“我們從哪裡來”。它幫助中國人理解自己﹑理解中國文化的特質﹐包括認識哪些古典知識在更深層次影響著社會生活和實踐﹐如何在現代條件下繼續指引我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乃至型塑中國未來。中國的社會分析﹐首先要研究中國的現代化是在何種社會土壤中實現的﹐即中國現代化發生期的社會質性﹑結構和轉型過程﹐以及這一轉型過程中人的社會關係的結構性變化。當代中國經驗的觀念提昇﹐是指對當代中國尤其是最近數十年的中國經濟﹑政治乃至社會變革經驗的再認識﹐是對我們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迅速發展過程中的實踐知識之概括和總結。

  因此﹐雖然就學科分工而言﹐上述三項可以分別屬於歷史學﹑社會學和當代中國研究﹐但是在中國知識體系中﹐它們是互相綰結的。中國的歷史敘事一定內在地包含了中國的社會分析﹐包括對中國社會的質性﹑結構和歷史沿革的認識。“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歷史敘事和社會分析最終都指向如何獲得對當代中國的正確認知﹐即集中於對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知識做科學概括﹐使經驗性認識上昇為理性認識。為了獲得這一理性認識﹐我們需要瞭解中國道路的社會條件﹐需要更深地理解歷史文化的連續性和社會持續進步的可能性﹐從中獲得面向未來的智慧。這意味著中國知識作為體系性知識﹐具有自洽性﹐但並不表示它是靜態的單一結構﹐更不是封閉的自我複製﹐而是處於生生不息的運動之中。中國知識體系既要在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史的基礎上建構起來﹐又必定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程不斷向前拓展和充實。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31日 11版)

[ 責編﹕張悅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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