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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西部基層學校在線教育觀察﹕基礎保障參差不齊

來源﹕中國青年報2020-06-01 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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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間西部基層學校在線教育觀察

  在新冠肺炎疫情突發的特殊情況下﹐全國1.8億中小學生開始大規模在線學習。非常時期的特殊課堂﹐一張小小的屏幕承載起了傳道授業的大任。

  “史無前例﹑世無前例”“對運用信息化手段推進教育教學方式改革具有革命性意義”。5月中旬﹐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在教育部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這樣評價這場大規模的在線教育實驗。同時﹐呂玉剛表示﹐這場實驗也暴露出網絡運行保障能力還存在不足﹑體系化的優質數字教育資源不足﹑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不足﹐以及線上教育師生互動和情感交流不足等方面的突出問題。

  西部地區面臨的在線教育問題更為突出。4月下旬﹐中國教育科學院發佈名為《“停課不停學”的中國經驗和大規模在線教育的六點啟示》的報告。在分析了近18萬名教師﹑180萬名家長的調查問卷後﹐報告得出這樣的結論﹕從地域變量來看﹐此次西部地區在線教育在幾乎所有數據指標上都落在後面﹔西部學生每天在線學習的時間也顯著短于中﹑東部地區的學生﹔經由在線教育而凸顯出的“數字鴻溝”不可迴避。

  如何補齊教育均衡發展的最短板﹐讓信息技術成為西部地區在教育教學中融合應用的“可靠路徑”﹖近日﹐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了西部地區的部分師生﹐試圖尋找西部地區在線教育“大考”的答卷。

  基礎保障參差不齊

  甘肅省隴南市一所鄉村初級中學返校復學後﹐全校老師一起加班加點﹐帶學生重新學習此前40多天的線上課程。“我們學校大約祗有三分之一的學生能較好掌握線上教學的內容。”該校教師宋果說﹐這些學生大都學習基礎較好﹑態度端正﹑具備一定的自學能力。

  在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一所鄉鎮初中任教的英語教師張華有著類似的感受。在他所帶的班級中﹐網上教學效果可謂喜憂參半。“學習習慣好﹑家庭教育跟得上的﹐知識點基本都能掌握﹔而那些自覺性不強﹑家裡沒人指導的﹐效果確實不行”。

  除了主觀因素﹐在廣大西部農村﹐上網設備﹑網絡信號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在線教育的質量。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最新發佈的報告﹐截至2020年3月﹐我國非網民規模為4.96億﹐其中農村地區非網民佔比為59.8%。

  張華所在的學校有相當一部分生源來自農村﹐在網上授課期間﹐他經常會遇到部分學生因為網絡信號不暢通而影響上課的情況。“不像城裡﹐很多農村孩子家中沒有寬帶﹐為了短期上課訂購流量包﹐再加上一些偏遠農村信號不好﹐手機通信質量不能得到保證。”張華說。

  初三學生李悅(化名)是宋果所在學校的學生。李悅還記得﹐上網課的第一天﹐兩個畢業班有74人﹐上線的祗有60人左右。“為了支持自己上課﹐媽媽特意開通了無限流量套餐﹐解決了網絡問題。”李悅說﹐班裡還是有人因為網絡未覆蓋﹑帶寬流量費用負擔等﹐經常會處於“脫網”“半脫網”狀態。

  在線教育離不開手機﹑電腦﹐一時間﹐這些電子設備成為剛需。來自甘肅省徽縣的高二女孩王鑫源(化名)和讀小學一年級的妹妹王鑫鑫(化名)需要同時上網課﹐但在父母復工後﹐家裡能上網課的設備祗有一部舊手機和一臺表姐借給她們的平板電腦。

  父母都是工人﹐家庭條件並不寬裕﹐兩姊妹沒有強行要求添置新設備﹐但為了爭奪平板電腦的使用權﹐兩人不免發生爭吵。最終﹐王鑫源以自己學業負擔重﹑筆記多﹐手機太小看不清楚屏幕為由﹐贏得了勝利。作為補償﹐媽媽為妹妹添置了一套新衣服。然而﹐當父母離家上班後﹐“人小鬼大”的妹妹還是會不時打斷姐姐的“網課”時光﹐網課中也常常出現各種狀況。

  就職于秦巴山區一所鄉村小學﹐26歲的劉昵娜擔任該校一年級﹑四年級的語文教師。對於網課期間學生的設備使用情況﹐她也有自己的觀察。“更多的孩子不具備用電腦﹑平板(電腦)上課的條件﹐甚至拿來上課的手機都是爺爺奶奶的老年機。”她說。

  劉昵娜發現﹐有的孩子不能準時進入課堂﹐上課後也不時掉線﹐還有人會經常曠課﹐後臺上傳的作業更是像素偏低。“網絡和設備的制約是看得見的﹐家庭條件差一些的﹐各種狀況就多。”她說。

  “春耕期間﹐在家長外出務農時﹐使用家長手機學習的孩子在線學習就受影響﹐想學習的孩子祗能付出更大的努力。”甘肅省平涼市90後中職教師高一軒(化名)說﹐自己所在的班級很多孩子並沒有自己的手機﹐加上農村學生對網絡缺乏認識﹐在使用網絡資源時不能合理有效獲取資源﹐導致線上學習效率普遍較低。

  近期﹐基於對陝西省6所城市農村中小學整群抽樣﹐以及全國其他省份中小學生的隨機抽樣﹐西安交大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新型城鎮化與可持續發展課題組關於《疫情期間中小學生學習生活狀況》的調查也反映了同樣的問題。

  “相較城市學校﹐農村學校網課開設率要低10%。農村學生因網絡﹑學習設備﹑家庭環境嘈雜等原因造成網課學習受阻的比例﹐均高於城市學生。”這項調研通過1.2萬余份調查樣本的分析﹐得出了上述結論。

  該調研數據還顯示﹐作為網課學習的重要工具之一﹐城市學生電腦的擁有率為90.38%﹐農村學生的電腦擁有率為37.06%﹐“這樣的資源分配不均衡﹐在西部地區尤為突出”。

  任職于西海固一處邊遠鄉村教學點的語文老師顧小曼(化名)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考慮到農村及邊遠貧困地區無網絡或網速慢的一些突出問題﹐她所在地區並沒有要求全部教師參與直播上課﹐也沒有強行要求學生每天上網“打卡”﹐盡可能不因為上網課增加學生的經濟負擔。

  此時﹐電視上開設的“空中課堂”成為一種有效補充﹐不同年級的學生可以按照課表收看電視﹐滿足自己的學習需求。

  “低監督下”學習自主性不足

  如果說基礎保障不力是在農村和小城鎮開展在線教育的“先天缺陷”﹐那麼﹐對比在校教育﹐學習氛圍差﹑學生專注程度低﹑師生信息化素養有待提昇﹐則是西部基層開展在線教育的明顯短板。

  作為一名基層中職學校的班主任﹐高一軒以釘釘為主要授課軟件進行線上教學。為確保在線教育順利進行﹐他還做了很多準備工作﹐包括在班級QQ群中核實學生與家長的聯繫方式﹑通過家校電話通訊錄導入班級學生﹑通知學生及時入群確保一個不掉隊。

  但在直播過程中﹐高一軒的感受仍然要比平時在課堂親自上課更加費力﹐“直播課堂猶如自言自語﹐雖然老師在課堂會點名互動﹐但師生之間並不能獲得最直觀的表現反饋。學生在直播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也不能及時得到解決﹐而反饋環節研討問題的效率較低。”

  他說﹐相對而言﹐中職學生學習自律性更低﹐在沒有監督的環境中認真學習在線課程﹐祗有少數學生能做到自律。三年級學生面臨中職生對口昇學考試的壓力﹐學習效果好於一﹑二年級學生﹐但沒有學校環境的學習氛圍﹐學習動力明顯不足。

  “在學習過程中容易分散注意力﹐如家長遞水杯﹑送水果﹑直播視頻的彈幕﹑手機或電腦的其他軟件消息等。”高一軒說。

  因直播而產生的新的教學困擾﹐成為疫情期間老師們熱議的話題。有老師說﹐小小的屏幕﹐限制了師生間“心心相印”的感覺﹔也有老師覺得﹐自己講得全情投入﹐學生卻聽得斷斷續續﹐討論交流﹑隨堂互動很少﹐網課基本上是“兩張皮”。

  顧小曼(化名)直言﹐自己沒有參與直播﹐祗是定期上線講解學生課堂中沒有聽懂的內容或者作業中遇到的問題﹐卻得不到學生及家長的全力配合。

  “主要原因在於家長的教育意識相對欠缺。”顧小曼說﹐在其所在學校﹐不少家長認為自己沒怎麼讀書﹐也沒餓死﹐所以並不重視孩子的學習情況。

  “一個學生長期不交網課作業﹐我聯繫家長後才得知﹐孩子在奶奶家住﹐奶奶不懂﹐不讓看電視﹐家長外出打工又帶走了手機﹐所以孩子幾乎沒有上過課。”顧小曼舉例說。

  直播過程中﹐她還不時會聽到學生家裡此起彼伏的雞叫聲﹑鵝叫聲。在恢復交通後﹐她曾去學生家裡家訪﹐卻發現﹐本該上課的時間﹐學生跟著父母下地乾活兒了。

  期中測試﹐學校組織教師將試卷送至學生家中﹐要求家長配合監考。考完試後顧小曼研究試卷發現﹐有個別學生收穫頗豐﹐多元的教學方式啟發了一些思考的角度﹐課外閱讀及習作能力也有提高。“多數學生態度敷衍﹐答卷草草了事﹐還有部分學生試卷中出現了家長的字體”。

  開學後測試班上學生成績兩級分化明顯﹐在廣西梧州市一所高中﹐青年教師張霄(化名)也發現了相似的問題。“一些自製力較差的學生往往經常曠課﹑隨意開小差﹐各種狀況層出不窮﹐教學效果降低也在情理之中。”她反思道。

  網課期間﹐為了彌補線上教學互動不足的短板﹐張霄有時候也會給家長打電話﹑發微信﹐詢問學生的學習情況﹐可她後來發現﹐網課期間很多學生用的是家長的手機﹐“一些孩子會偷偷掛掉電話﹑刪除聊天信息”。

  “復工復產之後﹐大多家長忙於工作﹐更是沒工夫監管孩子。”張霄所在的高中是一所封閉式學校﹐學生的學習生活全在學校﹐網課中她發現﹐平時習慣了有人鞭策﹑敲打的學習模式﹐一上網課﹐學生們就像“放羊”一樣。

  “調研發現﹐疫情對中小學生學業的影響﹐與家庭經濟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關係較大﹐這樣的差別在城鄉學生身上體現較為明顯。”西安交大上述課題組的調研顯示。

  華中師範大學信息化與基礎教育均衡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副教授付衛東分析﹐西部尤其是西部農村地區家庭的經濟狀況﹑家長學歷普遍不高﹐這類家庭的孩子在缺乏家長監督和學習輔導的情況下﹐在面對手機遊戲和網絡誘惑時﹐容易沉迷其中﹐耽誤學習﹐造成成績下滑。

  上網課也給部分教師帶來挑戰

  與此同時﹐上網課也給部分教師帶來挑戰。

  中國教科院的調查表明﹐在線教育支持度和滿意度與教師學歷﹑信息化教學能力呈正相關﹐與教師年齡呈負相關。“這意味著教師越年輕﹑學歷越高﹐信息化教學能力就越強﹐在線教育的效果越好。”付衛東說﹐對比東﹑中﹑西部三類地區﹐西部地區教師平均年齡最大﹑平均學歷最低﹑信息化教學能力也是最低的。

  即便是青年教師﹐首次面對鏡頭﹐也多少有些陌生。“對直播軟件的操作不算熟練﹐也不知道屏幕後面除了學生還有哪些人在聽課﹐總覺得有點不自然。”劉昵娜說。

  因而﹐為了上好網課﹐很多老師做了大量準備工作﹐挑選更適宜于教學實際的直播軟件﹐參加學區﹑學校組織的直播技能培訓﹐私下反復摸索﹐甚至讓家人﹑同事當受眾﹐提前試講﹐測試直播效果。

  不少教師表示﹐由於直播中無法根據學生的即時反應調整課程內容﹐教師講課的主觀性更高﹐因此網課教案﹑PPT的準備更充分。與此同時﹐還要嘗試用更有網感﹑更親和的話術﹐拉近和學生的距離。

  李悅還記得上第一堂網課時﹐數學老師準時開講﹐一來就熟練使用連麥功能﹐不時在群裡提問互動。為了活躍課堂氣氛﹐老師在課間用方言問起了同學們的寒假生活。有幾個調皮的同學﹐還把老師講課的情景﹐做成了表情包﹐在班裡的QQ群悄悄傳播。

  即便在努力適應新挑戰﹐可張華還是覺得﹐線上課堂和線下還是不一樣。“線上上課時感覺對課堂的掌控力不強﹐需要刻意地去維護課堂秩序﹐而線下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貫穿與教學當中﹐上課更加行雲流水。”他說。

  網課“後遺症”

  返校後﹐在線教育的“後遺症”隨之顯現。在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的採訪中﹐大部分老師表示﹐自己所在班級的平均成績有所下滑﹐呈現出一種“奇怪的趨勢”﹕即優生學有所獲﹐開學後處於“餵不飽”的狀態﹔原本依賴老師監督管理提抓成績的中等生分數下滑﹔後進生中﹐祗有個別學生得益於家長監管﹐成績有所提昇﹐相當部分有厭學情緒﹐甚至會自暴自棄。

  學生的不同反映﹐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正常的教學節奏。本著對學生負責的初心﹐不少一線教師通過補課﹑復習等方式﹐對網課內容重新梳理。

  甘肅天水一所城郊中學青年教師李岩(化名)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目前﹐他所在的學校﹐調整了初三學生的課表﹐將每天7節課變成了9節課﹐早上6點半加開早早自習﹐下午的課程也一直持續到6點40分﹐“盡可能多補點﹐讓學生在中考中獲得一個好成績”。

  “全力精心準備﹐40多天的網課祗是感動了自己﹐卻沒有完全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有著20多年教齡﹐對於眼下學生直線下滑的學習成績﹐資深中學教師宋萍萍(化名)也很無奈。

  開學後﹐宋萍萍找學生談心。可不少人卻直接告訴她﹐反正自己要去讀職高﹐老師就不要再費力氣了。“實際上﹐這些學生是因疫情期間功課落後太多﹐覺得現在努力為時已晚﹐便選擇了逃避。”宋萍萍說。

  作為一名年輕教師﹐入職以來﹐李岩習慣用一種“亦師亦友”的狀態與學生相處﹐在日常教學中﹐除了提抓成績﹐也注重培養同學們的學習習慣。

  “超長假期”卻讓學生比平時鬆懈了許多。“需要我專門指出來﹐一部分學生才會動筆做筆記。”李岩發現﹐復課後﹐班裡學生對他的信任感變淡了﹐課堂表現也不比以往﹐養成的好習慣也丟了大半。

  更令他擔憂的是﹐有少部分學生對手機產生了依賴﹐還不時因手機與家長產生衝突。“家長打電話過來﹐希望老師嚴加管教﹐但中學生正處於叛逆期﹐但凡稍加訓斥﹐他們就會逃課﹑逃學”。

  李岩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疫情期間﹐有一名學生復課後總想著在家玩手機。迫于無奈﹐家長每天會將孩子送到校門口﹐再由幾名年輕老師輪流監管﹐將孩子帶進校園。“有時候﹐測個體溫的間歇﹐這個孩子也會偷偷溜走”。

  宋萍萍所在的班級﹐一名在全年級780名學生中排在80多名的學生也因迷上網絡遊戲﹐不願到校上課。還有學生因為長時間與父母相處﹐爆發嚴重的親子矛盾﹐加重了自卑心理﹐產生厭學情緒。

  一名西部青年教師說出自己的思考。他認為﹐疫情後城鄉學生產生差距的主要原因﹐在於農村部分家長對孩子學習的重視程度不夠﹑部分學生沒有養成良好的自學能力以及教師在新環境中教學創新的試錯成本過高。“這與經濟﹑社會的整體發展水平息息相關﹐在短時期內很難找到適宜解決方案。”他說。

  困惑之後尋找突破

  作為應急之舉﹐疫情期間的在線教育實踐確實存在一些弊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傳統教學中某些思維定式。

  張霄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原本不想嘗試或者沒有能力嘗試在線教育的老師﹐因為疫情大考﹐也參與其中﹐有所收穫有所進步。在直播上課期間﹐學校領導發現了錄製網課可以回放的優勢。目前﹐已經在組織教師錄製10分鐘左右的系列微課﹐內容包括學科知識體系概述以及每個章節的疑點﹑難點﹐希望學生能夠利用碎片時間不斷鞏固。

  李岩則與同事一起探索出“線上家長會”模式﹐每隔一周﹐就會面向近期表現有所下滑的學生家長召開視頻會議﹐一對一分析學生的情況﹐形成家校互動的有效鏈接。“即便學生家長外出務工﹐也能與老師進行交流”。

  某次家長會﹐他瞭解到﹐班上一名學生的父母都是快遞員﹐每天都十分忙碌﹐不免會忽略孩子的心理感受。在疫情期間﹐也沒能為孩子提供較好的電子設備﹐導致孩子學習成績有所下滑。瞭解原因後﹐李岩對症下藥﹐在關注這名學生學習狀況的同時﹐勸解他要更多地體諒父母。

  根據家長的反饋﹐李岩更精准地掌握了學生疫情期間的學習情況﹐在自習時間﹐劃分學習小組﹐根據學生對知識的掌握情況﹐進行針對性的輔導和補課。

  更多的老師眼中﹐考驗之外﹐在線教育也是作為教師迎接時代發展﹑追求自我完善的必要過程。不少人坦言﹐經此一役﹐自己使用計算機的能力﹑製作課件的水平等都有所精進。

  此外﹐為保障網課有序進行﹐全國上下短時間內動員大量人力﹑物力進行通力合作。教育部與工信部﹑廣電總局等有關部門密切聯動﹐有關企業也主動作為﹐通過雲服務﹑算力支持等方式夯實在線教育網絡基礎﹐為今後建立一套完整﹑系統的在線教育公共服務體系提供了重要支撐。

  彌補先天不足後﹐在線學期不乏帶來一些令人欣喜的變化。比如﹐作為在線教育的接受者﹐西部的孩子們也有機會接觸到更加優質教育資源。採訪中﹐一名初二男孩表示﹐疫情期間﹐他先後觀看了市裡的名師講堂﹑其他重點中學的直播以及自己所在學校的直播﹐在接觸到更好的公共資源的同時﹐意識到了自己與名校學生之間的差距﹐開始反思起自己學習中的不足。

  對於一些留守兒童來說﹐在線教育也讓被迫居家的父母有了參與自己學業的機會。李悅的父親常年在外打工﹐疫情期間﹐卻時常搬個板凳﹐坐在女兒旁邊陪她一起上課﹐不時還對女兒的任課教師進行點評。父女之間的關係也發生轉變﹐“一開始覺得爸爸很陌生﹐總會因為瑣事爭吵﹐但吵著吵著﹐我們之間就變得親密起來。尤其是爸爸陪我上課的時候﹐我能感受到他對我的關心和期待。”李悅說。

  但在付衛東看來﹐當前﹐西部地區在線教育還有較大的改善空間。為此﹐他建議﹐相關部門加強西部地區在線教育頂層設計。科學預測未來在線教育發展規模和需求﹐加強對未來在線教育投入﹑在線教育資源和平臺﹑在線教育環境﹑在線教師隊伍建設等方面的規劃﹔注重在線教育體制機制創新﹐充分發揮政府﹑企業﹑學校等方面的積極性。

  與此同時﹐他建議﹐還要加強對西部地區教師在線教育能力培訓。以校為單位﹐根據學校實際情況和教師特點開展針對性培訓﹔注重教師信息化思維養成﹐引導教師利用信息化手段變革傳統課堂﹔將教師網上指導﹑師生互動﹑作業批閱﹑學情分析﹑答疑輔導等信息技術應用能力作為培訓重點﹐讓教師熟練使用教育資源智能檢索工具﹑跨越時空教學的可視化展示工具和信息化環境下教學評價工具。

  “還要對在線教育支持系統進行優化。多出精品課程﹐充分滿足學生在線學習的需要﹐提供豐富的工具﹑平臺以及交流與合作的平臺﹔建立全方位﹑全過程監控體系﹐實現在線教育過程無縫隙監控。”付衛東說。

  此外﹐他建議﹐聯合民政﹑工會﹑共青團﹑婦聯等多方力量﹐加強對西部欠發達地區家庭教育的支持。通過建立家長學校﹑支持家長培訓市場化﹑加強婚前家庭教育培訓等方式開展相關工作﹐加大政府﹑社會組織對家庭教育的支持和服務力度﹐培養家長形成正確的親子教育觀念。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豪 馬富春

[ 責編﹕丁玉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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