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法學家王家福7月13日在京逝世

  【學人追憶】

  推動依法治國的理論創新者

  ──王家福先生的學術貢獻

  作者﹕陳甦(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法學研究所所長)

  著名法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王家福7月13日在北京逝世﹐永遠離開了他鍾愛的法學研究事業。王家福先生長期從事民商法﹑經濟法﹑人權法研究﹐在法學諸多學科領域都作出了開創性引導性的卓越貢獻﹐在學界和社會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黨中央﹑國務院授予他改革先鋒稱號﹐其評語是“推動依法治國的理論創新者”。作為卓越的法學研究者﹐理論創新是王家福先生的畢生追求﹐而“推動”二字則是對其學術貢獻的恰當概括。這是因為﹐祗有學術成就及形成過程的方向正確﹑前瞻高遠﹑成果厚重﹑效應顯著﹐才能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時空範圍與事業衡量中﹐稱得起以法學研究“推動”法治實踐。

  推動法制建設﹐保障改革有序深化

  改革開放初期﹐法律領域的一個主流現象﹐就是以國家本位﹑計劃控制﹑縱橫統一的大經濟法為法制建設主導。王家福先生敏銳地發現經濟改革機制中的商品經濟要素及其法律需求﹐從紛紜的觀念交鋒﹑政策交織中窺出反映商品經濟要求的民法制度生成先機﹐率先與同道于1979年在中國社科院法學所主持召開民法經濟法學術座談會﹐開啟了為時7年的民法經濟法大論戰。此場論戰以1986年民法通則頒佈而告結束﹐而民法通則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係和人身關係”。其爭論結果﹐一方面使民法經濟法各安其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法治機制由民法擔綱﹐經濟法轉化為“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之法﹔另一方面為法學研究主動關注改革實踐﹑積極介入政策過程﹐樹立了一個被以後的法學界堅持和發揚的學術範例。

  王家福先生自覺把學術研究與國家建設﹑社會發展和人民利益緊密聯繫起來﹐改革開放事業既是他的學術研究對象﹐也是他的學術研究目的。他在1979年《法學研究》雜誌第4期發表了《一定要制定民法》一文﹐指出民法的“調整對象是與所有制和商品交換緊密相聯的經濟關係﹐它的調整方法以平等﹑有償﹑等價為原則”﹔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要求我們加強民事立法”。在這篇文章中﹐他特別強調“制定民法是鞏固社會主義所有制﹐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要求”﹔要“使合同逐步成為計劃的基礎﹐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在改革開放之初﹐王家福先生就對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以及民法建設提出科學論斷﹐充分反映了他對經濟規律和法律規律的精准把握能力﹐以及勇於突破觀念束縛並宣示自己觀點的學術膽略。

  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王家福先生當年即組織課題組專門研究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問題﹐並於次年發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理論思考和對策建議》一文﹐其開篇第一句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進而強調“市場過程祗能在一定的法律體系中才能進行”。該文科學論證了建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應解決的法理問題﹐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架構及基本內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的制定規劃以及實施機制。該文提出的一些原則﹐諸如“大膽借鑒和吸收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區分公法與私法是建設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前提”“區分作為公權者的國家與作為所有者的國家”等科學論斷﹐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迅速而有效的構建﹐對其後相關法學研究的選題立意及基本思路﹐都產生了重大和深遠的影響。值得再提一句的是﹐該文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主要由民商法﹑經濟法和社會法三大部門構成”﹐最早提出了社會法的部門法定位﹐這無疑是我國法律體系將社會法確定為一個重要部門的學術先聲。

  推動我國民法知識體系的科學構建

  改革開放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商品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交替演進過程中﹐政策選擇引導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我國經濟社會運行中法律因素的生成﹑塑型﹑聚合而致的制度發生機制亦有與他國法制史不同的特徵。反映在民事立法實踐上﹐大致表現為交易法先于財產法﹑行為法先于組織法﹑單行法先于體系法的制度衍生過程。在這樣的一個制度形成機制中﹐民法知識體系的構建過程也呈現出知識邏輯與實踐邏輯複雜交織的局面。王家福先生以其敏銳的學術洞察力和科研組織力﹐妥善地處理好民法知識體系生成與民事立法過程的關係。

  王家福先生對我國民法的制度體系和知識體系很早就有科學認識與系統規劃。他在1979年就指出﹐加強民事立法要“確立法人制度﹑所有權制度﹑合同制度﹑民事責任制度”。但在研究及應用實踐中﹐他不持固執僵硬的“概念優先”態度﹐而是根據當時實踐發展需要和社會觀念狀況﹐恰如其分而又正當其時地提出制度建構方案或學術表達策略。法學界最為人樂道的﹐就是他對民法通則制度體系建構的貢獻。民法通則第五章第一節是“財產所有權和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其中“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這一概念就是王家福先生的創造。當時的所有制觀念﹑民法觀念尚不能接受“物權”概念﹐而本質上屬於物權的財產權設立與交易又確實在經濟社會實踐中經常發生。為兼顧實踐發展和立法需要﹐他創造性地發明了“與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概念﹐使其成為物權的制度生長點﹐成為實踐中安頓物權關係的法律安全港。

  王家福先生精准把握經濟社會發展對民法知識生產的要點﹑體系及節奏的需求﹐把自己的學術關注點放到實踐急需的領域﹐並引領法學界學術資源配置方向及效益。在經濟體制改革與運行機制中﹐產權是重要的體系結構要素和機制運行介質。在《經濟建設中的法律問題》一書中﹐他對財產所有權制度進行了深度剖析和系統闡釋﹐肯定了“國家擁有所有權﹑企業享有法人所有權”的學說。其後﹐又對物權制度建設及物權法研究做出諸多引領性貢獻。在債權法領域﹐王家福先生也是最早的知識體系建構者。他于1991年主編的《中國民法學‧民法債權》一書﹐是一部體系宏大﹑結構嚴謹﹑內容充實的闡釋債權法理與制度的體系書﹐反映了當時民法學界對債法理論及制度的最新思考與見解。該書極大促進和引領了法學界法律界對債法的學習與研究﹐對其後我國合同法制定﹑侵權責任法制定等﹐都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和學術支撐。

  王家福先生精准把握民事立法的發展內因與演進節奏﹐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商事立法進程的主要倡領者。他持之以恆倡導制定民法典﹐不斷豐富對民法典的意義﹑價值﹑特點等的論證。他在本世紀初發表的《21世紀與中國民法的發展》一文中﹐指出“現代中國民法是改革開放的產物﹐也是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推動器”﹔深刻論證了中國民法典得以制定的客觀條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體上生成﹐國家經濟職能的根本性轉變﹐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變遷﹐以民法通則為統領的現代中國民法體系基本形成。還特別指出﹐中國民法典要更加充分地體現人的價值﹐完善符合新時代要求的物權制度﹐適時地反映知識經濟的內在需要﹐符合經濟全球化趨勢﹐具有反映時代精神的科學體系。

  推動人權保障由理念到制度

  王家福先生是國內人權研究最早的推動者之一﹐始終堅持尊重和保障人權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理念﹐為我國人權研究和發展事業做出了開拓性的突出貢獻。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就在他的倡導下開始進行人權問題的研究。

  王家福先生在人權領域的學術貢獻﹐主要表現在作為社會觀念引導者和學術研究組織者的角色作用上。他勇於衝破陳舊觀念束縛﹐率先組織全國性的人權研討會﹐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人權概念﹐促使人權成為被普遍認可的理論主題﹔他最早組織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向西方國家派出人權學者團體﹐宣示我國的社會主義人權觀和相關法治實踐﹐助力我國逐漸掌握國際間人權理論與經驗交流的主動性﹔他引導法學界展開人權法理的探討﹐並主編了包括《中國人權百科全書》在內的大量人權領域專業書籍﹐力推人權概念在法理上的表達更加深刻豐厚﹐更加有機地滲入與指導人權法治實踐﹔他于1992年在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組建人權研究中心並擔任主任﹐這是全國最早的人權研究機構﹐為其後人權研究的學術團隊﹑學術團體和智庫單位的紛紛設立打開了局面﹔他持續呼籲人權立法﹐為“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大政方針最終寫入憲法﹐提供了重要的觀念準備﹑理論基礎與學術支持。

  推動法制到法治再到依法治國的理念昇華

  王家福先生積極倡導﹑闡釋和推進依法治國的理念形成與實踐轉化。他在1996年一次著名的講座報告《關於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論與實踐問題》中指出﹕“歷史經驗表明﹐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是人民共同的願望﹐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根本大計。”進而闡釋了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一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二是促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保證﹔三是推進精神文明建設﹑促進社會全面進步的內在需要﹔四是國家穩定﹑長治久安的關鍵所在。在這個報告中﹐他還對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條件﹐實現這一目標所要解決的理論與實踐問題﹐以及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關係等﹐做了深刻的闡釋與周詳的解析。這些見解﹐反映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時代呼聲﹑社會期待和規律機制﹐為使其成為憲法﹑黨章所確立的治國方略提供了透徹的理論闡釋和明晰的學術表達。

  王家福先生清醒地認識到﹐依法治國和建設法治國家是一場深刻的革命﹐是一個長期的需要付出艱苦努力的歷史過程。他指出﹐堅持依法治國必須堅持觀念變革和理論更新﹐特別要處理好法治觀念問題﹑權力制約問題﹑權利觀念問題﹑依照法律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秩序問題以及國家是公共權力機關問題。這些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在今天依然需要我們繼續解答。

  王家福先生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人治”與“法治”觀念爭議中﹐倡言“法治”﹔在“法制國家”與“法治國家”的理念選擇中﹐倡議“法治國家”﹔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制度保障模式上﹐倡揚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在闡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的同時﹐以民法學者身份率先倡導依法治國理念。他之所以堅持弘揚“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理念﹐之所以能夠做出這些重要學術貢獻﹐其緣由正在於他長期深入實踐﹑勤於總結經驗並善於學術提煉﹐能夠尊重規律﹑洞見世情﹑體察人性﹑恪守責任。

  《光明日報》( 2019年08月06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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